論亞裏士多德《詩學》中的語言觀
語言研究
作者：李文雅
摘 要：本文認為亞裏士多德的《詩學》體現了作者的文學語言觀，觀照到文學語言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組成要素，是文學藝術不同於其他藝術的獨有媒介，文學語言對文學具有特殊性和重大意義，這應當引起當代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在一定意義上說亞裏士多德的文學語言觀為後世進行文學理論探索開辟了對文學語言進行研究的新思路。
關鍵詞：文學語言；亞裏士多德；《詩學》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0--02
作為第一部專門的文藝學美學理論著作，亞裏士多德的《詩學》中有很多關於文學和美學的經典理論，如：探討文藝與現實關係的“摹仿說”、文藝對人功用問題的“卡塔西斯”效應以及一係列關於悲劇的理論等，由這些理論熔鑄的《詩學》對後世文藝美學理論研究影響深遠。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亞裏士多德也關注到文學活動最基本的構成材料——語言，並在《詩學》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學語言的主張，關注到構成悲劇、史詩的基本材料的重要性和特點，但是現代人在研讀文本總結亞裏士多德《詩學》的內容時常常忽略這一部分內容。如果說“詩學的全部曆史都是對《詩學》文本的重新解釋”。[1]那麼現代人對於《詩學》中語言藝術的解釋顯然是不夠的。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的文學語言的一係列理論，不僅對古希臘時期的文學創作而且對整個西方從文學語言的角度入手認識、研究文學都具有重要的先導啟發意義。
（一）文學藝術的媒介是語言
“文學是什麼”，人們認為在紛繁的文學作品文學現象背後一定隱藏著某種不變的“本質”，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而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的本質答案，但是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定論。雖然如此，理論家們普遍承認：文學與語言是密切不可分的。在這一點上，古今中外的文論家已經達成共識。
在《詩學》的第一章，亞裏士多德就提出了語言對於文學的基礎性地位以及重要性，他認為“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簫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摹仿，隻是有三點差別，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2]在給“悲劇”下定義時，亞裏士多德寫到：“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經過‘裝飾’的語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別被用於劇的不同部分……”。[3]亞裏士多德已經認識到了各種藝術形式即便都是“摹仿”，手段和方式卻不盡相同，有一種藝術“隻用語言來摹仿，或用不入樂的散文，或用不入樂的‘韻文’”，[4]而這便是文學藝術。由此可見無論是史詩、悲劇、喜劇還是酒神頌，都是以這種摹仿媒介——語言為基礎構成的藝術作品，語言是構成各類文學作品的基本質料，也是文學藝術區別去其他藝術形式最為顯著的標誌。
在《詩學》中，亞裏士多德提出將語言看作文學藝術的媒介並以此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還認為在各類要素排名中語言是比較靠前的。“新手們一般在尚未熟練掌握編排情節的本領之前，即能嫻熟地使用言語和塑造性格。”[5]因此，若想從事文學創作，掌握一定的語言技巧是必須和首要的。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修辭學》中他又提出：文學藝術的產生從根本上說源於詩人對語言表現力的重視，由於詩人運用了具有表現力的語言，“頌詩和戲劇的藝術，還有其他的藝術，形成了起來。”[6]從這種觀點看，修辭即是一種加強言辭或文句的藝術效果的手法。自從語言出現，人類便產生了修辭的需要，通過修辭可以潤色文章、語言，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加深印象和提升抒情效果，這種修辭，無論是在口頭講演還是書麵表達方麵都是對語言效果的進一步強化提升。20世紀，俄國盛行的形式主義文論也同樣意識到藝術語言形式的重要性，認為文學之所以成其為文學在於它的“文學性”，而“文學性”就存在於形式之中，這裏的形式主要也就是指語言形式。俄國形式主義更明確地將文學語言與“文學性”聯係了起來。
（二）文學藝術中語言的特征
文學藝術的媒介是語言，但文學中使用的語言不是一般的語言，正如上文所言文學語言往往與修辭相聯係，刻意為之以追求藝術效果，相較於普通語言文學語言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在談及“悲劇”的時候，亞裏士多德提出：悲劇的“媒介是經過‘裝飾’的語言”[7]，所謂“裝飾”體現出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的不同，日常語言注重清楚地表達內容、傳達信息，不需要詞的與眾不同，而文學語言則不同，詩中“使用新奇的詞，就會顯得高雅，超出平常的水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