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港生這個問題提得很寬泛，高明想了想才說：“阿生，這個問題比較大，其實我並不讚同民主體製要好過專政體製這個論點，隻不過現在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是民主的政體，你才有此一說吧？”何港生點點頭說：“是啊，事實勝於雄辯嘛，難道不是嗎？”
高明說：“事實勝於雄辯，這個話講對了，那我們就看看事實吧，我先請問一個問題，一個公司用一種體製經營了幾百年，而另一個公司用另外一種體製經營了幾十年或者幾年就趕上了那家百年老店，你說這兩種體製那個更好呢？”何港生說：“從效率的角度來講，當然是第二個公司的體製更好些，但這畢竟是一個假設，而且用在國家的體製的例子上也沒有這樣的先例啊！”高明笑著說：“阿生，雖然我讀的書也不是太多，但這樣的例子卻也知道幾個，比如二戰前的蘇聯、日本、德國的短時間崛起都是沿用的專政的體製，蘇聯從一個農業國經過了兩個五年計劃就脫胎換骨成為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並依靠這樣積累下的工業基礎打敗了橫掃歐洲大陸的德國，而德國從一戰後就欠了一屁股債，還被限製發展軍事工業，但在希特勒的強權專政下又在十年的時間內迅速崛起並擊敗了民主體製的西歐各國，日本就更不用說了，在天皇的強力統治下以那麼貧乏的國土建立了強大的工業基礎橫掃亞洲，這哪個不是專政的效用呢？如果這些國家也象英美一樣在民主的體製下經營幾百年後再崛起，換做是你你會選哪個呢？”
何港生想了想說：“那到也是，但這會給本國的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啊，比如德日。”高明說：“這要分兩方麵說，如果他們的崛起並不用來侵略，而是專心發展本國經濟，就牽扯不到戰爭的問題，刨除了戰爭的因素，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體製是更有效的。這一點也有很多沒有把發展用於戰爭擴張的例子，比如現在的亞洲四小龍，除了香港，其它三個的發展不都是通過專政的方式來迅速完成的嗎？”何港生說：“但那畢竟少了很多自由啊，以犧牲個人的自由為代價的發展你不覺得很殘酷嗎？”
高明說：“人要趕超別人一定要付出代價的，畢竟你比別人落後啊，你還想著什麼都不犧牲就趕上去，那現實嗎？比如一個小公司想趕超一個曆史悠久的大公司，一個小餐館想趕超一個百年老店，或是一個新警察想做到總警司的位置，你覺得這些趕超者應該犧牲一些自己的自由去拚命工作呢，還是向那些領先者一樣優哉遊哉地一邊工作一邊花很多時間享受呢？據我所知，香港的李嘉誠先生在做工廠的時候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他為什麼要這樣犧牲自己的享樂呢？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享樂和工作，這是個人的選擇，並不能用來判斷體製的好壞，即便是用同樣的體製要想趕超前麵的人也要付出更大的犧牲，對吧？”
何港生以前一直以民主體製為標杆，對那些專政獨裁的體製很是看不上眼，高明的這個強有力的說法幾乎顛覆了他以前的觀念，他想反駁可又覺得高明的話沒什麼不合邏輯的地方，搔了搔頭想了半天說：“至少民主國家的領袖是所有人選出來的，不象專政國家是通過少數人選出的。”高明笑著說：“這不代表這個體製就更有效啊，看事情的好壞要看最後的成績，而不是看他通過哪種方式，我並不覺得通過少數人選出來的領袖就會造成不好的結果，恰恰相反，這些人不是帶領他們的國家做出了巨大的成績嗎？”
何港生說：“那也不能剝奪民眾在選舉上的自由啊！”高明說：“如果以國家能夠更快更好地發展為代價，這未嚐不是件好事，因為最終受益的還是民眾。”何港生搖搖頭，雖然覺得他說的無可辯駁，但還是不能接受他這個說法，卻在嘴上又沒法討得到便宜，隻好梗著脖子，一付不服的樣子。
高明看他心裏仍不信服，笑著問道：“阿生啊，我請問一下，你們警司的升遷是由少數人決定的呢，還是由所有警員民選出來的呢？這樣選出的領導體係有效嗎？還有，你看看世界上所有的那些股份公司，他們的領導是又董事會決定的呢還是有所有員工選出的呢？他們這樣選出的領導體係有效嗎？如果民主選舉的方式那麼好，為什麼那些精英們不走員工選舉的一條路呢？”何港生更沒話說了，憋了半天才說：“那是公司啊，和國家的情況不一樣！”高明說：“治大國如烹小鮮，治理公司和治理國家的道理都是大同小異的，那些世界級的大公司可比有些小國的規模和複雜程度一點不差呀，難道他們大到一定程度就改用全員民主選舉的方式嗎？如果是那樣，那麼大到什麼程度就要改製了呢？香港警司的領導是由少數人決定的，英國警司的領導比香港大得多多了，那是不是就意味著大英帝國的警司的領導要由全體警員來民主選舉呢？你不覺得這很可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