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對付此事的重大舉措——那是一種社會性的、道德上、政治上和管理上的措施——在1914年1月5日橫空出世。當時隻有3名記者被叫到工廠裏，在那兒福特默默地靠在窗子旁邊，卡曾斯宣讀了以下這段話：“福特汽車公司，這個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汽車生產公司，將在1月12日進行一次工業界內關於工人報酬的最大革命。其中的一個措施就是把勞動時間從9個小時縮短到8個小時，工人除了報酬之外，還能分到一份公司的紅利。一個年齡在22歲以上的工人每天最少可以得到的報酬是5美元。”記者們一時無語。他們聽得沒錯吧？這至少可以馬上使工資翻一番啊。在寒冷的冬天，1萬名求職者突然出現在底特律海蘭德公園的霧靄中。在隨之而來的騷亂中，警察用冰冷的水龍驅散了那些圖謀不軌者。
當時福特清醒地認識到，與通過裁減工人達到的效果一樣，沒有人相信通過給工人發獎金和創造一個新的能買得起他們製造的汽車的顧客階層，從而能使整個經濟狀況為之一變。《紐約時報》的發行人阿道夫·奧克斯評論道：“他瘋了，難道不是嗎？”《華爾街日報》把福特叫做罪犯，認為5美元一天的工資不僅是“沒有用對地方的高尚道義”，也是對秩序井然的社會的一種威脅，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
道義已經滲透到了工業資本主義堡壘的內部，對於誰最先有這種衝動是有爭論的。在1912年聖誕節之前，當20歲的埃德塞走過工廠時，他看到了相互對打的兩個人都很殘忍，就問他們是因為工作方式才變得那樣殘忍嗎？亨利·福特還常常回想起埃德塞跟他講起這一幕時自己的沮喪心情。索瑞森說不久之後他和福特就想出了每天5美元的策略，然後就把這個想法向卡曾斯和經理們提了出來。艾達·塔貝爾（Ida Tarbell）為了一本關於福特的書（她從未將此書出版過）曾采訪過卡曾斯，她講起了事情的源起。那是12月的一個傍晚，卡曾斯讀著一本“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雜誌。塔貝爾寫道：“他的腦子裏一下閃過一個念頭，為什麼福特汽車公司不帶頭付給工人最高的工資，而使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呢？”卡曾斯像福特一樣，在同情工人階級方麵是出了名的。當他在20世紀20年代當底特律市長的時候，他所啟動的“減輕勞動計劃”成了“新經濟政策”的模本。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財產捐獻給了慈善事業。他後來說道：“我們一年到頭都在讓我們的工人高速運轉，而我們又讓他們沒有錢來過聖誕節。公司從他們的勞動中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利潤，投資者們在積聚財富，但是所有的工人卻隻有僅夠維持生活的工資。”他說他曾為“這一嚴重的不公”而驚駭不已。
在這個說法中，福特一開始認為全都提高為每天5美元的工資會太冒風險，盡管他也一心想主動以某種形式來提高工資。卡曾斯不容許他的推諉，他對福特說：“如果我們談48小時甚至更多時間，我們就會做不成這件事。”然後福特定出3.50美元一天的工資，卡曾斯急忙阻止了他：“不，就是5美元，否則別談。”福特反擊道：“那麼就定為4美元吧。”“5美元，否則別談。”卡曾斯說。福特同意工廠的工人拿一天5美元的工資，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卡曾斯很堅決。喬治·布朗寫道：“我所知道的卡曾斯先生和福特先生之間發生的唯一一次摩擦就是每天5美元工資這件事。那是我能明確說出的第一次摩擦。福特先生認為隻有那些站在機器旁邊的工人才有資格領到那樣的工資。卡曾斯對此不能理解，他覺得那樣不公平，他和福特夫人有相同的觀點，對於一個人有好處的東西對別人也有好處。他們最後說服了福特先生。”
福特從來都不會對克萊拉說“不”，但他對此很煩惱。這是每個大公司的總裁必然會經曆的時刻，是那種小托馬斯·沃森（Thomas Watson Jr.）把公司的前途押在數字計算機上時所麵臨的那種時刻。那一定是令人膽怯甚至令人恐懼的時刻。福特從來都沒有付過高於時價的費用。如果不是較早地接受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富於哲理的那段話，他可能也不會去冒那麼大的險。羅伯特·拉西發現了一本愛默生寫的又薄又破舊的藍色冊子，上麵有福特在1913年用細長的表示同意的感歎號做出的重重記號。福特反複讀過愛默生關於工資報酬的論述，在好幾段內容上做了記號，其中包括這一段：“授人以福利的人是偉大的，索取恩惠而不予報答的人是卑鄙的——那是世間最基本的道理之一……要當心手中握有太多的好處，它會很快地腐爛和遭到蟲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