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電業老板們認為，電是少數人的消費品，所以在電網建設方麵用不著大費周章——倫敦如此，柏林也如此。作為電業的精英分子，隻有英薩爾力排眾議，獨辟蹊徑。盡管他出生在英國，但他卻擁有典型的美國式理想。那次博覽會深深地刺激了他，令他開始思索如何普及電力消費的問題。他希望城市裏每家每戶都用上電燈，人們出行可以坐電車，也希望鄉村的農戶都能享受到用電帶來的方便與快樂。但是，他該怎樣做呢？愛迪生曾經說過：“我們將讓電燈成為廉價的消費品，總有一天，隻有富人才會點蠟燭。”但是，後來他因為忙於其他的發明，而忘記了這一句豪言壯語。煤氣雖是次等的照明來源，而且使用起來有危險，但相比之下，畢竟便宜得多。那時候，一些較為現代化的酒店、辦公樓、商場和飯店都使用電燈，而且購置了發電機自行發電。1892年，芝加哥的有軌電車公司也開始使用電能，它們也擁有了自己的發電機。隨著用電量的逐日增加，這些地方越來越離不開電，越來越依靠自行發電。這樣一來，中央電站為了自身的生存，隻得向所有其他用戶提高電價。
針對這種局麵，英薩爾首先采取的對策是鞏固自身的實力。在1893年至1898年期間，他買下了芝加哥商業區所有競爭性的中央電站。他在剛來芝加哥之前，就已經巧妙地與通用電氣公司達成協議，享有在此地購買電氣設備的特權。然而，電業經營這筆賬細算起來著實驚人。電是一項非常獨特的產品，它一經生產出來，就得同時進行傳輸與消費，而無法像烤麵包或汽車產品那樣，可以存起來將來再銷售出去。沒有人使用的電能，就隻有白白地浪費了。傳記作家麥克唐納為芝加哥愛迪生公司算了一筆賬：該公司曾經投資約100萬美元在哈裏森大街建電廠，使其能夠生產總發電量為2800千瓦的直流電，換算為最低成本價是每千瓦時2美分。但是，由於電廠新建，它的電產量隻能達到目標發電量的1/6，其餘的電流就白白地浪費了。如此一來，實際的成本就增至12美分，大約相當於煤氣的零售價格，倘若再把經營成本加進去，那麼它的成本更將有增無減。讓電廠的部分設備停工也根本無濟於事，因為蒸汽發電機本來就是龐然大物，不可能根據不同需求任意調整。每次開動它們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然後機器一直強力運轉，才能滿足最大的電量需要，最糟糕的事莫過於突然將它們關閉（2003年5000萬美國人對此深有體會[2]）。所以，電業公司的傳統經營策略是隻能以極緩慢的速度發展，要不然，每增加一名新用戶，就意味著電廠成本投入的增加。但是，英薩爾所采用的策略卻與傳統方法正好相反，他提倡盡快地擴大產量，然後再設法毫不浪費地出售。哈諾德·普拉特稱其為“消費主義”，當然，英薩爾也不是該主義的創始人。鐵路建設者們的哲學就是如此：“先鋪好鐵軌，自然會有人沿線定居。”不過，要在電業領域成功運用這種策略，不僅需要勇氣，更要求極其精明的手腕。畢竟，那時它麵臨著煤氣能源的巨大挑戰，其艱難程度比鐵路麵臨輪船和公車的威脅要大得多。
英薩爾采取的第一項激進措施是將電價降至預估生產成本之下。當新開張的大南方酒店需要用電，但表示隻願意以“低得離譜”的價格購買時，英薩爾接受了對方的報價，同時要求與酒店簽訂長期合同。後來，他在回憶錄裏寫道：“與大南方酒店所簽的合同遭到全美其他中央電站公司的批評，因為他們不敢把價格降得像我這麼低。由於他們不理解經濟條件主宰生意這個道理，所以不願意冒險。”通過這份大南方酒店合同，英薩爾獲得了許多大額生意。
不過，芝加哥愛迪生公司是否因為超低的電價而蒙受了經濟損失呢？工業研究者們認為英薩爾過於魯莽，由於不顧一切地信奉擴張主義，他也逐漸感到自身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倘若一家電廠必須充分發展，那麼怎樣才能找到最合適的收費標準，既能讓電廠不至於破產，又能滿足相當部分用戶的不同用電需要呢？英薩爾的腦子裏始終沒有想通這個問題，直到1894年聖誕節，那時他正在度假，徜徉在英格蘭布賴頓市的海風中。在一個孤獨的夜晚，未婚的他看見了一幕在美國從未出現的景象：各家商店雖已關門休息，但裏麵的燈卻沒有熄滅。如果是在歐洲或美國的其他城市，這肯定是一種肆意揮霍的行為。受好奇心的驅使，英薩爾找到由當地政府管轄的供電局的年輕負責人阿瑟·賴特。他高興地向英薩爾解釋說，商店之所以能夠滿不在乎地使用電燈，是因為自己的兩個發明：第一是計電表，這種儀器不僅可以測量每一天的總消費電量，也能測量用戶需要的不同水平；第二是賴特采用的一種收費結構，他將服務一名用戶所需的成本分成了固定成本和經營成本兩個部分。由於有了計電表，即使在用電高峰時間，各家商店都不會為供電機構的固定成本增加太大的負擔，正因為如此，用戶們繳納的電費特別低，同時供電機構也獲得了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