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ntech團隊對生長激素抑製素失落之謎的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這對於學術界的實驗室司空見慣，但對於競爭激烈的商業企業就太長了）。最合理的解釋是細菌把蛋白質當成了入侵者並摧毀了蛋白質。他們設想基因還需要進一步偽裝。博耶告訴海尼克：“讓我們把它隱藏起來、埋起來，埋進貝塔-半乳糖苷酶中。”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其他研究員告訴海尼克，他可以把生長激素抑製素基因隱藏到更好的地方。稍後，這些同事們說他們向Genentech團隊提供了至關緊要的信息。海尼克說他和博耶已經知道這個精確的位置，並補充說：“我感謝這些信息，但我不認為這些信息是無價之寶。我把它看成是有幫助的建議。”這隻是Genentech與學術界的諸多爭執之一——特別是公司取得成功後，其爭執愈演愈烈。很顯然，Genentech與大學實驗室千絲萬縷的聯係讓它獲益頗多。
DNA，放大10萬倍：那根很細的“項鏈”是重組DNA，正進入細菌體。
用同樣的蛋氨酸分隔綁接技術，博耶的團隊把生長激素抑製素基因與比它大得多的貝塔-半乳糖苷酶連接到一起。他們花了兩個多月重做這個實驗。斯旺森每天都在實驗室盯著。8月，實驗室有了兩個菌群。這些細菌生產出了那種奇怪的新蛋白質，即混合著生長激素抑製素和貝塔-半乳糖苷酶的蛋白質。這些細胞被送到了希望城，在那裏被分離，蛋氨酸被溶解，蛋白質得以采集和提純。1977年8月15日下午（就在斯旺森絕望地待在醫院裏兩個月後），裏格斯和板倉測試了生長激素抑製素，其數量很多。他們在細菌中表達了人體蛋白質，他們是世界上最先完成這項研究的科學家。“看來我們成功了。”裏格斯說著與板倉握手慶賀；隨後，他帶上兒子玩棒球去了。
這是微生物能生產外來蛋白質的第一個實例，也是生物科技產業上層建築興起的轉折點。斯旺森看到了這個前景。他坐在舊金山富國銀行大廈的一間小辦公室裏，身邊是租來的桌子、電話，以及租來的秘書，他把Genentech定位為全方位集成生物製藥公司，生產和銷售全線生物藥品，包括人體生長激素、幹擾素、白介素、腫瘤壞死因子、動物疫苗和組織纖維蛋白酶原激活劑。
但Genentech那時什麼也不是。公司要為在博耶的實驗室和在南加州希望城的工作融資，公司沒有自己的實驗室，沒有自己的全職科學家，沒有銷售人員。斯旺森也清清楚楚地知道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拉特-古德曼團隊和吉爾伯特的哈佛團隊都早早介入了對胰島素的研製之中。不論N1H施加了什麼不利影響，這兩支團隊中任何一支都有可能搶先製造出胰島素——這就會毀掉斯旺森刺激製藥產業的夢想，失掉能讓他們扶搖直上的大筆美元。
1977年夏天，就在古德曼克隆出老鼠胰島素的時候，斯旺森為板倉敬一在希望城的合成器籌集到了資金，開始準備人工合成胰島素片斷，這項工作由一位年輕的意大利有機化學家羅伯托·克雷（Roberto Crea）領導，他取得的進展像他的那不勒斯歌劇表演一樣精彩。在慶賀生長激素抑製素產生的宴會上，一些團隊成員認為在兩年內研製出胰島素是瘋狂的想法。克雷吹噓他們能在6個月內完成。“如果你們能在6個月內研製出來，”斯旺森說，“那你們先來吧。”
斯旺森繼續招兵買馬。他和博耶在1978年3月建立的獎勵製度吸引了26歲的戴維·戈德爾（David Goeddel）。戴維是一個登山者，也是一個超級競爭模仿者。跟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名叫丹尼斯·克雷德（Dennis Kleid）的科學家。Genentech公司承諾允許他們發表研究成果，這是與大製藥公司最大的區別。基於這一點，他們最終被勸進了Genentech公司。他們也樂於與偉大的沃爾特·吉爾伯特一爭高下。他們在3月一到公司，就迫不及待地加入板倉的小組，在充滿煙氣的實驗室裏一處獨立的通風罩下工作。他們決定把工作分成更小、更容易管理的任務，把胰島素基因分成A和B兩條鏈，然後再結合到一起。
1978年6月，Genentech公司自己的實驗室開放了，這是斯旺森在南舊金山飛機場附近的一座工業園區的倉庫租的一個角落。相比之下，博耶在大學的實驗室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地方——而這裏狹小、擁擠、匆忙——Genentech保留了穿T恤衫、運動鞋的休閑工作氛圍。拉線拉著頂棚和隔牆；聚乙烯板房頂覆蓋著一個房間，還有兩張椅子。在那裏，克雷德和戈德爾每天要工作14個小時，當時他們所做的事情跟在希望城做的已經不同。有一間辦公室供斯旺森使用，一台自動售貨機可以買吃的，有幾間放設備的屋子，還有一個小的P3級別的實驗室[2]。《時尚先生》雜誌的撰稿人發現銷售人員與技師並肩工作，牆上貼著瑞典國王卡爾·古斯塔夫來訪的通告，旁邊貼著一則警告：“不要用嘴碰吸液管”。桌子上胡亂地堆放著香檳酒瓶，瓶身潦草地記錄著科學發現的日期。戈德爾穿了一件T恤衫，上麵寫著：克隆，或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