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拿起錘子的時候，隻要不是心不在焉，錘子就成了手的一部分。戰士舉起望遠鏡的時候，大腦就會通過一雙新的眼睛去看東西，它能立刻適應截然不同的視野。在會使用鉗子的猴子身上所做的實驗表明，具有可塑性的靈長類動物大腦可以輕易地把工具融入自己的感覺圖譜中，使人工工具感覺非常自然。在人的大腦中，這種能力進化得遠遠超過跟我們親緣關係最近的靈長類動物表現出來的情形。我們能跟形形色色的工具融為一體，這是最能把我們區分為一個單獨物種的屬性之一。這種能力與我們高超的認知技能相結合，使我們擅長使用新技術。這種能力也使得我們擅長發明新技術。在新設備出現之前，我們的大腦就能想象出它的製造方法以及使用這種新設備所能帶來的好處。美國俄勒岡大學神經學家斯科特·弗瑞（Scott Frey）說，讓內在和外在、人體和工具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這是進化給我們帶來的非凡心智能力，“毫無疑問，這是技術發展過程的一個基礎步驟”。
我們和工具之間形成的緊密聯係是雙向的。就在技術成為我們自身的外延時，我們也成了技術的外延。木匠把錘子拿在手中的時候，他用手能做的隻有錘子能做的事情。那隻手變成了釘釘子和拔釘子的工具。戰士把望遠鏡放在眼前的時候，他能看到的隻有鏡頭允許他看到的東西。他的視野變遠了，卻對近處的景象視而不見了。尼采使用打字機的經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證，可以說明技術對我們發揮影響力的方式。這位哲學家不僅逐漸認為他的球形打字機是個“像我一樣的東西”，而且他還感到自己正在變成像它一樣的東西，也就是說他的打字機正在塑造他的思想。艾略特在放棄手寫詩詞散文而改用打字機的時候，也有類似的體驗。他在1916年致康拉德·艾肯的信中寫道：“用打字機寫作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正在拋棄過去鍾愛的長句。簡短，不連貫，就像現代法語散文似的。打字機有利於文章清晰明朗，不過我可不敢肯定它會使行文微妙深奧。”
所有工具在開創種種可能性的同時，也會帶來諸多限製。工具用得越多，工具的形式和功能對我們本身的影響就越大。用了一段時間的計算機文字處理程序之後，我就開始喪失在紙質文本上書寫、編輯的靈巧性，以上道理可以解釋個中原因。我後來知道，自己的經曆一點也不稀奇。諾爾曼·道伊奇報告指出，“習慣於用電腦寫作的人不得不用手寫字時，經常會不知所措”。就在他們逐漸習慣敲擊鍵盤、觀看魔術般出現在屏幕上的文字的過程中，他們“把思想轉換成手寫文字”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使用鍵盤，學校也不再開設書法課，有足夠的證明表明，手寫能力正在從我們的文化中徹底消失。書寫正在變成一種失落的藝術。基督教牧師兼傳媒學者約翰·卡爾金（John Culkin）在1967年說道：“我們塑造工具，然後工具塑造我們。”
麥克盧漢是卡爾金的良師益友，他闡明了技術立竿見影地強化和侵蝕我們的方式。在《理解傳媒》一書最具洞察力的一段中，麥克盧漢寫道，我們的工具“增強”了人體的哪個部分，哪個部分最終就會“麻木”。當我們用人工方式延展我們自身的某些部分時，我們同時也在讓自己遠離那個被增強的部分以及這個部分所具有的自然技能。動力織布機發明之後，織布工人一天生產出來的布匹遠遠超過手工織布時的產量，可是他們犧牲了一些手工操作的靈巧性，更不要說他們對紡織品的某些“感覺”了。按照麥克盧漢的說法，他們的手指變得麻木了。無獨有偶，農民開始使用機器犁地、耙地的時候，他們也失去了對土壤的感覺。在今天的工業化農場中，農業工人坐在龐大拖拉機上方裝有空調的駕駛室裏，已經很少接觸到土壤了——盡管他一天耕種的地，使用鋤頭的先人一個月也耕不完。開著汽車，我們可以到達的地方會比步行能夠抵達的地方遠得多，可是我們失去了步行者跟大地之間的親密接觸。
麥克盧漢承認，自己並不是第一個注意到技術帶來麻木效應的人。這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思想，《聖經·舊約全書》中的讚美詩對此作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表達：
他們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卻不能言，
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
有鼻卻不能聞。
有手卻不能摸，
有腳卻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造他的要和他一樣。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為了利用技術的力量，我們付出的代價是疏離。使用智力技術的時候，代價尤其高昂。智力工具增強同時也麻痹了我們自然能力中最本質、最人性化的部分——用於推理、領悟、記憶和情感的能力。盡管機械鍾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可是它也讓我們遠離了時間的自然流逝。劉易斯·芒福德在描述鍾表如何“幫助人們創立一種信念，認為獨立世界是可以用數學方法測量的序列”的同時，他也強調了鍾表造成的另一個後果，那就是把“時間跟人類活動割裂開來”。在芒福德所持觀點的基礎上，魏澤鮑姆提出，從計時儀器中形成的世界觀念“當時是並且一直都是舊觀念的簡單翻版，因為這一觀念仍然建立在拒絕接受直接經驗的基礎上，而正是這些直接經驗形成了舊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並且也正是這些直接經驗構成了舊的現實世界”。在決定何時吃飯、何時工作、何時睡覺、何時起床時，我們不再聽命於自己的感覺，而是開始服從鍾表。我們變得科學多了，可是我們同時也變得更機械了。
即便是像地圖這樣一種看起來很簡單、很有利的工具，同樣也會產生麻木效應。地圖的出現極大地增強了人們的導航能力。人們第一次滿懷信心地穿行於以前從未到過的地方——這一進步刺激了探險、貿易及戰爭的曆史性擴張。但是，他們領略自然風光的能力、在頭腦中為周邊環境繪製地圖的能力衰退了。地圖對空間的二維抽象表現使其成為使用地圖的人及其對現實環境的認知的媒介。我們根據近來的大腦研究結論可以推斷，上述能力的喪失必定對應著物理上的改變。在人們逐漸依賴地圖而不是自己的方位感判斷位置的過程中，他們會經曆大腦中專門負責空間解析功能的海馬狀突起的萎縮。這種麻木肯定也會出現在他們的神經細胞當中。
今天，我們開始依靠以計算機為基礎的GPS全球定位係統為我們指引方向，我們可能又將經曆一個這樣的適應過程。牽頭開展倫敦出租車司機大腦研究的神經學家埃莉諾·馬圭爾（Eleanor Maguire）擔心，衛星導航係統會對出租車司機的神經元造成“很大影響”。她在代表研究團隊發言時說：“我們非常希望他們不要使用導航係統。我們認為，出租車司機大腦內的海馬狀突起的體積增大，是由於他們需要記住大量信息。如果開始使用導航係統，這種知識庫將遭到削弱，並且可能帶來我們預見的大腦變化。”出租車司機將會從牢記城市道路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來，可是他們同時也會失去這種訓練帶來的與眾不同的智力優勢。
技術會讓它們所增強的那種能力麻木，甚至完全喪失。麥克盧漢在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並沒有把社會浪漫化為人類發明地圖、鍾表、動力織布機之前的那種情形。他明白，疏離是技術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不管我們在什麼時候使用能對外部世界施加極大控製力的工具，我們都會改變自己跟世界的關係。心理上的距離是施加控製的前提。有些情況下，疏離恰恰就是工具的價值所在。我們之所以建造房屋、縫製衣服，是因為我們想要遠離風吹雨淋，遠離寒冷侵襲。我們之所以建造排汙管道，是因為我們想要遠離自己的排泄物，希望跟它們保持健康的距離。自然不是我們的敵人，但它也不是我們的朋友。麥克盧漢的觀點是，實事求是地評價任何一項新技術，或者一項新的進展，需要對所失和所得具有同樣的敏感性。我們不應該允許技術的榮耀蒙住內心的雙眼，完全無視我們自身某個至關重要的部分將陷入麻木狀態的可能。
聯網電腦作為一種通用傳媒，是對我們的感覺、認知和記憶的絕對擴展，它是一個強大的神經中樞放大器。計算機造成的麻木效應同樣十分強大。諾爾曼·道伊奇解釋說，“計算機擴展了我們中樞神經係統的處理能力”，並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中樞神經係統”。電子傳媒“在改變神經係統方麵非常有效，因為它們的工作方式類似，並且基本上能夠互相兼容，易於鏈接”。由於神經係統具有可塑性，因而“可以利用這種兼容性，跟電子傳媒合二為一，構成一個更強大的單一係統”。
我們的神經係統之所以會如此迅速地跟計算機“合二為一”，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哈佛大學社會認知與情感神經學實驗室主任詹森·米切爾（Jason Mitchell）說，進化已經為我們的大腦注入了強大的社會化本能，這種本能“帶來了一套推理方法，讓我們認為周圍的東西都是會思考、有感情的”。最近的神經影像學研究表明，有三個高度活躍的大腦區域——一個位於大腦前額葉，一個位於大腦頂葉，還有一個位於頂葉和顳葉的交界部分——“專門負責理解他人的心理活動”。米切爾說，我們與生俱來的“讀心”能力對人類的生存發揮著重要作用，有了這種能力，我們可以“讓龐大的群體協調一致，共同實現個人無法實現的目標”。然而，在我們進入計算機時代之後，我們跟他人心靈相通的能力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米切爾寫道，“進行社會化思考的那些大腦區域長期處於過度活躍的狀態”，這會導致我們把無腦當有腦，甚至會認為“沒有生命的物體”也有思想。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們的大腦天生就會模仿跟我們發生交互作用的他人的思想狀態，不管這個思想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我們之所以那麼快就把人的特征賦予計算機，同時又把計算機的特征賦予我們自己，這種神經“鏡像”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其中的原因。
我們願意甚至渴望跟計算機一道進入道伊奇所說的“一個更強大的單一係統”，這不僅是數字計算機作為信息傳媒所具有的特征的派生物，也是我們的大腦對社會進行適應的派生物。盡管大腦和機器之間的這種模糊性可能會讓我們執行特定認知任務時的效率提高很多，但它也會對我們作為人的身份界定構成威脅。我們的大腦心甘情願融入其中的那個係統在讓我們擁有更加強大的力量的同時，也把自己的限製強加給了我們。把卡爾金的說法略作調整就是：我們給計算機編程序，然後計算機給我們編程序。
這種效應的實際效果並不總是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有利。很多針對超文本和多媒體的研究表明，當網上五花八門的刺激導致大腦過載的時候，我們的學習能力會受到嚴重影響。信息越多，知識越少。我們使用的很多軟件工具又怎樣呢？至於我們賴以發現信息、評估信息，我們賴以醞釀思想、交流思想，以及我們賴以執行其他認知任務的所有應用程序，它們是怎樣影響我們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方式的呢？2003年，荷蘭一位名叫克裏斯托夫·範·尼姆韋根的臨床心理醫生開始對計算機輔助學習展開研究。英國廣播公司的一位撰稿人後來把這項研究稱為“對當前計算機應用以及我們對基於屏幕的跟信息係統之間交互行為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的潛在危害的最有趣的探討之一”。尼姆韋根讓兩組誌願者在計算機上解決一個棘手的邏輯難題。這個難題要求按照一套規則轉移兩個盒子之間的彩球，那套規則規定了在什麼時間可以移動哪個球。一組實驗者使用計算機軟件，軟件的設計原則是盡可能地為人提供幫助。在誌願者解決這個難題的過程中，軟件會在屏幕上顯示幫助信息，比如說，哪一步移動可以執行，軟件會給出視覺提示。另一組實驗者使用的是基本程序，不提供任何幫助信息。
在解決難題的早期，一如我們的預期，使用有提示信息軟件的那一組誌願者正確移動彩球的操作比另一組快。可是隨著測試的繼續進行，原本落後的那一組正確操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到最後，使用沒有幫助功能的軟件的那組誌願者反而能又快又準地解決問題。他們操作中出現僵局——一步都不可能再前進的狀態——的情況也比另一組少。尼姆韋根在研究報告中寫道，研究發現表明，使用沒有幫助功能的軟件的那組人可以更好地預先規劃、製定策略，而使用具有幫助功能軟件的那一組傾向於依賴簡單的試錯方法。事實上，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使用有幫助功能的軟件的那些人經常在那裏“漫無目的地點來點去”。
在那次實驗的8個月之後，尼姆韋根又把兩組人召集起來，讓他們再次解決彩球難題，這次的實驗內容有所變化。結果他發現，原先使用沒有幫助功能的軟件的那些人解決問題的速度幾乎達到另一組人的兩倍。在另一個測驗中，他讓兩組誌願者使用普通日曆軟件安排一連串複雜的會議，其中有些人需要交叉參會。還是一組使用提供大量提示信息的軟件，另一組使用不帶幫助功能的軟件。結果跟上次一模一樣。使用不帶幫助功能的軟件的誌願者“在解決問題時，多餘移動的次數少，表現得更加直截了當”，他們展示了更加“有計劃的行為”特征和“更聰明的解題思路”。
尼姆韋根在研究報告中特別強調，誌願者在基本認知技能方麵經過對比，不存在什麼差異。能夠解釋兩組誌願者表現上的差異的，正是軟件設計的不同。使用不帶幫助功能的軟件的誌願者始終如一地展現出“更集中的焦點目標，更直接、更經濟的解決辦法，更優秀的解題策略，以及對知識更好的銘記效果”。人們對軟件提供的外在指導依賴越多，他們在解題過程中自身投入得就越少，最終學會的東西也就越少。尼姆韋根總結說，這個研究發現表明：在我們把解決問題的工作以及其他認知任務“外包”給計算機的時候，我們就削弱了我們的大腦“建立穩固的知識結構”，也就是圖式的能力，而這種知識結構可以在以後的“新情況下加以應用”。言辭犀利的人還可以表述得更尖銳：軟件越聰明，用戶越愚蠢。
尼姆韋根在討論自己的研究結果隱含的意義時提出，為了強迫用戶更深入地思考，程序員可以有意在軟件設計中減少幫助功能。這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可是很難想象商業軟件和網絡程序開發人員會這樣做。尼姆韋根本人也注意到，計算機軟件程序設計的一個長期趨勢就是追求“越來越友好的用戶界麵”。放在互聯網上，這個趨勢尤其準確。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更輕鬆，為了把解決問題及其他腦力勞動的重擔從用戶身上轉移到微處理器上，互聯網企業展開了異常激烈的競爭。搜索引擎的演化發展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證。在穀歌公司成立之初，它的搜索引擎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工具：在搜索框裏輸入關鍵詞，然後點擊“搜索”按鈕。可是，麵對來自微軟等其他公司搜索業務的激烈競爭，為了讓自己的服務越來越殷勤周到，穀歌公司一直都在堅持不懈地努力。你現在隻要在搜索框裏輸入關鍵詞的第一個字母，穀歌搜索引擎馬上就會提供一個以此字母開頭的搜索條目列表。穀歌公司解釋說：“我們的軟件算法利用非常廣泛的信息，來預測用戶最有可能想查詢的內容。我們把更加精煉的搜索條目送到眼前，可以讓你的搜索過程更便利、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