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資本論：資本回歸與政治治理的互搏
社會
作者：吳琪
1940 年上映的美國影片《傲慢與偏見》劇照，改編自英國作家簡·奧斯汀的同名小說。皮凱蒂引用了不少奧斯汀的文學作品內容，說明繼承財富對英國社會曾經多麼重要上世紀30 年代大蕭條時期，德國警察搜查路人的包，以防止人們從黑市購買食物近300年來的資本變形記
“抱歉，我說英語的法語口音太重，大家可能會不習慣。”在做演講之前，皮凱蒂總是為他濃重的口音感到不安。這位43歲的娃娃臉經濟學教授，有著深棕色的短發，除了兩個眉頭偶爾會近乎豎直地挑起來，略顯淩厲之勢外，他很多時候像一個略微靦腆的年輕人，聽著中國的經濟學家和讀者爭論著他書裏的觀點，偶爾讓他激動地聳聳肩膀，或者臉色泛紅。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的中文版今年9月出版，之前隻聽說他在歐美刮起一場爭論旋風的中國讀者，現在已有充分的時間，讀讀他在書裏到底說了些什麼。
如果你確實靜下心來看完了這本近700頁的《21世紀資本論》，你會相信，皮凱蒂並沒有刻意製造熱門社會話題的企圖。人們喜歡把他的書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相比較，或用流行詞語“拚爹資本主義”等解釋他的結論。但正如皮凱蒂自己提到的，經濟學家往往喜歡簡化他們的結論，使之看起來更容易傳播，或者被政治家簡化他們的結論來加以利用，皮凱蒂希望主觀上可以避開這種機巧。
我們可以把《21世紀資本論》分為兩個部分來看待。在頭三個章節裏，皮凱蒂提供了大量的數據和由此得出的一個個小結論，有些結論可能不夠堅實之處，他誠實地表明了其中的不足。在第四個章節，皮凱蒂提出了根據前麵結論而給出的個人見解。讀者大可以不讚同他在第四章裏的解決辦法（比如建立全球資本稅），但是沒法否認他在前三個章節裏大量紮實數據所提供的文本意義。
皮凱蒂和同事們采用了近3個世紀內20多個國家的曆史資料和對比數據，試圖了解財富和收入從18世紀至今，到底經曆了怎樣的演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在研究近300年裏的資本變形記。
皮凱蒂的獨特之處，並不在於他說英語時的法語口音，而在於他區別於以美國經濟學家為代表的英語世界的經濟學流行做法。也就是說，皮凱蒂的法國式思考頭腦和他潛心遵從歐洲傳統學術研究的做法，使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通過他，看到了大視野裏將經濟學和傳統社會科學結合起來的美妙，以及對常識有著顛覆性的研究發現——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並不會自動縮小不平等的趨勢。
這本書最強大的優勢是，皮凱蒂立論的資料來源比以前任何作者的收集範圍都要廣泛。在財富分配領域，如今很少學者去追尋“一戰”之前的數據，更不用說在300年的跨度裏，將宏觀財富分配和個人財富分配結合起來研究。皮凱蒂通過研究提出，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是r>g，即私人資本的收益率r可以長期顯著高於收入和產出增長率g。這意味著，過去的財富積累比產出和工資增長要快得多。
如果用一個普通人更有相關性的角度來理解，這本書關注的問題具有很強的社會性，比如皮凱蒂提出的現在年輕人的困惑——靠工作還是吃遺產？他通過大量曆史數據，表明在經濟增長率很低的18世紀以及之前（18世紀的年增長率為零或0.1%），社會一直在重複自我。從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幾乎沒有改變，職業結構相同，財產結構也相同。而每年增長率達到1%的社會（就像大多數發達國家從19世紀初以來的情形），則發生著持續而深刻的改變。這對於社會不平等結構和財富分配有著重大影響。
19世紀法國最富裕人群的生活水平是僅靠勞動收入生活的人無法企及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為什麼還要去工作？做事為什麼必須遵守道德？既然社會不平等本質上是不道德、不正當的，那為什麼不能徹頭徹尾地不講道德，使用一切手段獲取資本呢？
皮凱蒂書中用了不少巴爾紮克和簡·奧斯汀的作品為例子，由此讓讀者從感性上了解18～19世紀英法社會的財富狀況。對簡·奧斯汀筆下的主人公來說，工作不是問題：唯一重要的是財富的多寡，而不管財富來源於繼承還是婚姻。
皮凱蒂對於18、19世紀資本主義強國的財富描述並不讓人意外，它更多是用數字證實了多數人頭腦中對那個年代的印象。但是，如果皮凱蒂接著告訴你，21世紀正在快速回歸那個年代，這就在歐美世界產生較大衝擊了。因為“二戰”之後的幾十年裏，繼承來的財富似乎顯得不再重要，並且也許是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學習成為出人頭地最可靠的路徑。這是以“美國夢”為代表的讓西方社會自豪的價值觀。“現代民主的基礎是認為，源於個人天賦和勤奮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至少我們希望向這個方向發展。”
且慢，皮凱蒂要用數據和分析告訴大家，資本收入的不平等可能大於資本不平等本身，這一機製會使不平等成倍地擴大，21世紀尤其如此。擁有大量財富的人更能獲得較高收益率。當下的歐洲，資本/收入比已升至5～6年的國民收入，與18、19世紀直到“一戰”前夕的水平相當，而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更是嚴重。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承襲製資本主義又在回歸。
《高老頭》裏不惜一切手段去獲取資本積累，而不是靠勞動收入致富的人物，在今天又有了大量出現的土壤。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更顯著。而在國家內部，“同齡人之間的不公平”最為明顯。市場化本身解決不了不平等的問題，這種不平等體現出的趨勢，讓人驚訝。
這當然戳中了歐美年輕人的心窩，他們看到2008年經濟危機後低迷不振的經濟、不小的失業人群，繼承大量財富的人可以秒殺辛勤工作的老實人。如果今天與兩三個世紀前相比，整個社會的不公平並沒有得到有效改善，那麼，現代民主社會真的有大家之前認為的那樣合理嗎？
不同於《資本論》
如果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待近300年來的財富動態，皮凱蒂發現，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帶來了財富不平等的顯著降低。
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財政和政治衝擊，對資本的破壞力要遠遠超過戰爭本身。除物質上的毀滅外，資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麵是在外國的投資組合大幅減少，以及儲蓄率降至極低水平；另一方麵是戰後實行混合經濟與強化監管的政治背景下，資產價格走低。這段曆史時期內，英國在國際投資方麵的損失比法國和德國受戰爭破壞的國內資本的程度還大得多。資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的下降，是歐洲走向自我毀滅的曆史，被看作是歐洲資本家的安樂死。
由於財富的不平等被世界大戰削弱，“二戰”後的幾十年，繼承財富明顯不像以前那麼重要。但是在不知不覺中，經濟增長掩飾下的不平等愈演愈烈。皮凱蒂試圖提醒人們注意，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拉大不平等，而不是逐步消滅它。除了世界大戰這樣衝擊力極大的外力作用外，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能改變其深層的結構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