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的概念早就在祝彪的腦海裏隱現，他需要錢，要完成任務欄裏的s級任務，他需要大筆大筆的錢。
可能在這一方天地裏，他的一生都等不到朝廷發行紙幣的那一天，但是在他活著的時候，自家開辦的銀行裏發發金元券、銀元券什麼的卻一定是可以實現的。
因為時空裏的銀票，其通用性幾乎就相等於支票或者是貨幣了。金元劵、銀元劵什麼的，算起來就是小額的銀票，怎麼不可以發一發？兩者間的糾結隻在於一必須實打實發，一卻可以增虛的發。
而且祝彪腦子裏，銀行是先進過錢莊、銀號的。比如此，為何清末民初時候遍地國的錢莊銀號都被銀行擠的一家接著一家垮？那可不能全歸結到外強裏弱這一方麵，肯定還是有內涵的。
銀行存，錢莊、銀號滅。這也是史實了。
當然，具體是什麼原因，祝彪說不出來，他畢竟不是學這一行的。可他知道，既然原曆史時空，國的土錢莊、銀號興旺發達一陣子後紛紛倒在了銀行的腳下，出去固有的社會政治原因的影響，但其身製度上肯定也存在著不足。
反正在祝彪的認知，銀行都是超級賺錢的，不管是國有還是私人銀行，都絕對是一個好門路。
銀行可以為供商業提供發展的契機，可以剪除高利貸，直接促進工商業發展，可以帶動整個市場的發展和變革……
腦子裏少的可憐的金融知識，使得祝彪很輕率的將這些紛紛聯係在了一切。於是，一個簡單的認識就出現在他的腦海了：銀行好，錢莊、銀號不行，身製度有缺陷。於是。他就下達了那個以柳家做招牌，將軍府出實的命令——成立柳氏銀行。
月飛雪，天大的冤枉啊。
如果聽到祝彪的心裏話，國的錢莊和票號是會哭泣的。
以國土土生土長起來的晉商票號和浙商錢莊兩個最具代表性的金融機構為例說：
票號就是玩票的，錢莊就是玩錢的。這一點上，它們的發展軌跡與歐洲同行是相當一致的。
在歐洲，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都是密不可分的連體嬰。他們相伴而生。又相互促進，還要相互借力。
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一樣來源於商號，在一筆筆的商業活動，商業對金融業的服務需求日益增大，最終導致的就是專業性的金融服務機構的誕生。金融業也從此與商業貿易分離。國的票號、錢莊發展也莫過於此，雙方的起始皆在同一個點上。
國的票號業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東部沿海，這確實令人覺得奇怪。可要仔細的想來卻也合乎情理。
晉商，明清五百年間一直都是國商幫的頂梁柱，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耐勞的堅韌，以及做漢奸帶路黨迎來的優勢。使得其實力芝麻開花節節高，在國商業版圖脫穎而出。
明末清初時期，晉商範永鬥、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等八大家，以塞外經商為名。暗為滿清輸送軍需物資和情報。他們在滿清最困難的時候給滿清提供糧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鼎鼎有名的漢奸家族。單子滿清入主原後，八家晉商就自然而然的贏得了極優惠的待遇。順治初年，清廷即將範永鬥、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八位山西的有功之商召入京城。賜宴便殿，入籍內務府。封為皇商。
有了這八大皇商當先鋒，清朝時期晉商的發展就更加的大跨步了。足跡遍天下，很快就在康熙初年發展成為了南北兩大貿易體係——糧船幫和駱駝幫。
前者奔波於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裏，足跡直達蒙古恰克圖，成為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也建立起國最早最為龐大的貿易網絡。
與歐洲猶太金融家族崛起的道路不同，晉商的票號彙兌網絡脫胎於縱橫上萬裏、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國內國際貿易網絡。而猶太人的金融網絡則發跡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絡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絡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浙商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程彙兌業務領域超越晉商票號的主要原因。
浙商缺乏足夠龐大的網絡，致使其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也難以形成類似歐洲猶太人金融業那樣的龐大的金融帝國。
而且由於晉商的貿易網絡覆蓋麵太過龐大，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需要一年時間才能周轉一次，於是嚴重製約了商人生意的擴大發展。同時，遠程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程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晉商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彙兌。
票號的彙兌網絡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絡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也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於歐洲猶太人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係”的，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流通的大動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