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與阿拉伯語
海外手記
作者：貝哲 程仁桃
是我所住酒店的保安幫我和馬國明聯係上的。在這之前，我曾竭力與數個翻譯公司聯係，但此時正值義烏的業務高峰期，他們的阿拉伯語翻譯都很緊張。我想酒店保安也許能幫上忙，因為酒店裏大部分都是外國商人。他說能找到，但表示也許酬金會達到每天五百元，我同意了。他打了幾個電話，幫我找到了一個譯者，我們倆一起乘車去見馬國明。天很冷，當我們的車在馬路邊停下來時，我們看到了馬國明。他雙手深深地插進夾克的兜裏，嘴裏呼出團團白氣。他打開車門，迅速上車。我進行了自我介紹，我們用阿拉伯語聊了一小會兒。後來我就問價格，“二百元一天。”他用中文回答說。此時，前座的保安一聲不吭，最後，他回頭衝我尷尬一笑，說，“好價格。”
這個保安在這之前與馬國明有過交流，說好要收老外五百元，他想平分這五百元，這也是他為什麼要陪同我打車的原因。但馬國明不想騙我，他是出生在新疆的穆斯林，新疆占據了大部分中國西北的地域，絲綢之路相當多的路段都是在新疆境內。懷抱著成為一名阿訇的願望，馬國明曾經在新疆學習了十年阿拉伯語。在省會城市烏魯木齊的伊斯蘭學校完成學業之前，馬國明在家鄉的一所學校學習。他沒能成為阿訇，因為競爭太激烈了，但他因此學會說流利的阿拉伯語。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會阿拉伯語好像沒什麼用。2004年後，隨著義烏的阿拉伯商人數量的飆升，情況開始改變。
我必須承認在開始時我對馬國明依然保持戒心。我不該如此，馬國明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學者，他的阿拉伯語極棒，也能聽懂埃及和敘利亞的口語。他大概四十歲左右，那鼓鼓囊囊的冬衣讓他的身材越發顯得矮壯，他的臉龐寬闊，細細的絲框眼鏡需要很努力才能趴在他的臉上。馬國明出生在距此三千公裏外的西部，但他看起來與義烏的其他人並沒有什麼區別。對於分布在中國各地的一千多萬回族人口中的大多數來說，也是如此。馬國明僅有的稍顯奇怪的習慣是停下來抓緊我的胳膊以表示強調某一點，這個習慣與阿拉伯人是一樣的，也是僅有的能看出馬國明與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我雇用馬國明是為了了解義烏的阿拉伯商人的情況，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們用阿拉伯語交流。他帶我來到阿拉伯人最喜歡的商店，第一家是一個珠寶大廳，專門銷售裝飾有與“天房”和《古蘭經》相關的假金項鏈，價格超級便宜，十條一包的售價還不到二十美分。在年末我有去大馬士革的計劃，我想趁機了解在那裏這些項鏈會賣多少錢，因此我買了好幾包。我用阿拉伯語問馬國明這些項鏈中哪個是敘利亞人最喜歡的。“我不知道，”店主用中文回答，“阿拉伯人長得都一個樣。”馬國明進行了翻譯並且衝我使眼色。這裏滿是伊斯蘭的飾物、阿拉伯的銀器、塑料金字塔、頭巾和水煙筒等，在隨後的時間裏，他和我穿行在長不見尾的攤位中努力砍價。
英語是世界語言。許多阿拉伯和中國商人寧願用英語交流，也不願意依賴翻譯，但這並非是全部。因此，義烏的翻譯生意非常興旺。估計在義烏工作的阿拉伯語翻譯有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回族人。作為早期絲綢之路的後代，穆斯林主要是在伊斯蘭學校學習阿拉伯語。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估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全中國僅有兩個阿拉伯語學校，但這一數字到現在擴大到了一百多個，學生達十萬多人。
寧夏的情況很有代表性。從寧夏到義烏，有兩小時的航程，寧夏往西是廣闊的沙漠和高聳的山嶺，一直延伸到中亞。它臨近絲綢之路，在一千多年前有許多阿拉伯商人來訪。今天，這裏的城市大街上也有阿拉伯語的廣告牌，甚至少數清真寺的大門外也有廣告牌。正是在這兒，未來的譯者們在赴沿海省份加入中國的出口工廠前來這兒學習阿拉伯語。這些學校也是回族如何回應過去二十多年經濟改革的例證，他們在市場經濟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這些回族人也見證了強化阿拉伯世界與中國關係的基層變化，他們並不是中國政府實施的戰略的一部分。相反，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以及貧窮的中國穆斯林發現了改善自己生活的機會。在旁觀經濟改革近二十年後，回族能夠將自己的能力轉變成為一種就業優勢。將阿拉伯與中國貿易的興旺歸結為中國的商品便宜，有點過於簡單了。由於宗教原因及改變貧困的意願，回族在吸引阿拉伯商人到義烏以及其他的“中國城”市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同阿拉伯商人一樣，回族也是新絲綢之路美好圖畫中的中介者。
然而，回族隻是這整個故事中的一部分，漢族也在學習阿拉伯語。具體的人數並無官方的統計，但求職的搜索引擎要求求職者登記民族成分。我發現超過一千人的阿拉伯翻譯者在一個網站上找工作，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民族成分登記為漢族。許多人是在北京學習，北京外國語大學非常受歡迎，它是中國未來外交官的搖籃。它的阿拉伯語係在一棟看起來有點像清真寺的小樓中，綠色圓屋頂與周圍的建築截然不同。我曾在冬天到訪過那裏，圓屋頂覆蓋著白雪，與阿拉伯世界炎熱多塵的景象大不一樣。這個院係培養了成百上千名的阿拉伯語翻譯，與寧夏的私立學校和吳忠的培訓學校一樣。
但是漢族人，尤其是那些在北京的精英語言學校學習的人，更傾向於在政府工作，比如外交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1月，當沙特國王訪問北京時，他的代表團十分驚詫於招待他們的那些人的阿拉伯語的流利程度。“那裏的教師都是漢族人，但他們的阿拉伯語很流利。他們不說俚語。”一位沙特阿拉伯的銀行家蘇丹阿塔回憶說。我從其他的阿拉伯官員和商人那裏也聽到過類似的驚奇與歡欣，尤其是當他們在北京會見中國官員後。這些會見是中國政府通過半島電視台在阿拉伯世界進行公共關係戰略的一部分。
確實，半島電視台長達三小時的紀錄片《看中國》中所采訪的講阿語的中國官員數量在此前並不多見。相比之下，阿拉伯新聞台後來在伊朗和土耳其做了一個類似的紀錄片。“我們必須翻譯，無論是伊朗政府和土耳其政府都沒有像中國那樣培養相同數量的講阿拉伯語的官員。”半島電視台北京辦公室的主任說。但是伊朗和土耳其都是阿拉伯世界的鄰居。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都十分重視語言在公關行動中的重要性。自1943年起，阿拉伯語就在中國的大學中作為一門語言專業被開設。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中國共產黨派學生在阿拉伯的首都比如大馬士革學習。穆罕默德·曼莫裏是賓州大學的阿拉伯語教授，他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訪問北京，他回憶說那時的會議中就曾同許多說阿拉伯語的學者和官員交流。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將學習語言置於優先的位置，說阿拉伯語官員的數量多並不是“9·11”的結果。隨著中國政府試圖與阿拉伯政府建立關係，這種策略終於有了收獲。
把阿拉伯世界同中國的關係視為一元的觀點很有誘惑力。阿拉伯世界渴求中國的消費品，而中國需要阿拉伯世界的石油。然而，兩者的關係是建立在廣闊的基礎上的。前麵的章節中討論了媒體的重要性，這一章聚焦於語言。我猜想幾乎沒人注意到說阿拉伯語的中國人階層在上升，這非常遺憾。當然，許多阿拉伯人和中國人會繼續說英語。但義烏的阿拉伯語譯者是自下而上地將阿拉伯世界與中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改變的一部分。北京講阿拉伯語的官員架起了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橋梁，是政府有意而為的戰略的一部分。語言是黏合關係的隱形膠水。
西方，尤其是在英語國家，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光景。2001年的事件及其後的入侵伊拉克暴露了講阿拉伯語官員不足的問題。西方政府在培養使用阿拉伯語的官員方麵也明顯遜於中國政府。
阿布德拉西姆·福卡拉是半島電視台華盛頓辦公室主任。福卡拉是摩洛哥人，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英語發音純正。有一次我們通過電話交流，我打電話問他關於半島電視台經常訪問的美國說阿拉伯語官員的數量問題。“沒有。”他回答說。我覺得難以置信。美國在阿拉伯世界麵臨著一個巨大的戰略性挑戰，美國占領伊拉克已經有些年頭了，然而卻沒有一個說阿拉伯語的官員在半島電視台上露麵。我剛剛看完《看中國》的節目，中國說阿拉伯語官員的表現與華盛頓的狀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有一個，”福卡拉想起來了，“他的名字叫阿爾伯托·費爾南德茲。”我問他費爾南德茲是否與眾不同。“的確如此，”福卡拉回答說，“他很有影響力。不隻是因為他說阿拉伯語，而且他熟稔文化中的細微差別；當他麵對聽眾時，這給了他很大的幫助。”費爾南德茲是美國國務院近東事務司的公共外交主管。他操著熟練的阿拉伯語，曾經在埃及、伊拉克、約旦、科威特、敘利亞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生活數年，曾用阿拉伯語接受過多次采訪。費爾南德茲的職責是在半島電視台上露麵，他有時開開玩笑，有時甚至引起爭議。
但在2006年，費爾南德茲激起了一場風暴。他在半島電視台有下述講話：
曆史將決定美國在伊拉克會如何被記錄。如果情況允許，我們會努力做到最好。但，我想會有充足的空間留給嚴厲的批評。因為毫無疑問，美國在伊拉克是傲慢和愚蠢的。
國務院聲稱費爾南德茲的話是被錯誤地引用了，盡管隨後BBC的監測證實了他確實使用了傲慢和愚蠢的字眼。這是一個不合時宜的評論。有攻擊批評費爾南德茲同情基地組織，而他的支持者則認為他不過是想接近聽眾而已。據說最初費爾南德茲得到了國務院高級官員的支持，繼續工作了幾個月，但他最後靠邊站了。2007年6月，他被派到蘇丹執行任務。即使在阿拉伯對美國的意見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費爾南德茲仍然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