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調查性報道的視角評析社會運動紀錄片
影視評論
作者：張文雯
[摘要] 作為一個學術界的新領域，社會運動紀錄片的學術形式尚未形成一個標準的模式。所以，通過其它學科，例如調查性報道來透視社會運動紀錄片的學術形式、美學形態，以及其根本目的，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徑。
[關鍵詞] 社會運動紀錄片 調查性報道 社會運動 人民公社 美學形式
引言
紀錄片的基本功用是記錄人的生活，而由於各種社會關聯均由人所建立，所以紀錄片也自然而然地具有它的社會屬性。紀錄片作為參與社會運動和變革的工具已曆時已久。1966年，加拿大國家電影局製作的一個紀錄片集《以挑戰求變》（Challenge for Change），就利用拍攝紀錄片來帶動市民與政府對話，以協助解決貧窮的問題[1]。但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紀錄片作為社會工具的屬性已經被大部分獨立導演所忽視或有意的回避了。隨著社會的加速變遷，越來越多有洞察力的人再也無法忽視日益嚴峻的社會矛盾和文化衝突，於是關注人命運和公民權利的紀錄片，即社會運動紀錄片，大量湧現。
目前，對社會運動紀錄片和調查性報道的比較性研究並沒有廣泛開展，但是已有一些學者開始了對此議題的研究。任遠在其《論報紙的深入報道》[2]一書中曾用整個篇章論述調查性報道與社會運動紀錄片的必要性關聯。下麵我們將通過對調查性報道的比較分析來探討社會運動紀錄片的社會目的與美學形式。
比較分析
趙淑萍曾對社會運動紀錄片和調查性報道進行過比較分析，她認為，兩者的相同點是調查對象都是社會問題或重大事件，調查的目的都是披露事件內幕及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在采訪環節上都要求深入挖掘，認真研究。從社會效果看，兩種範式均能引起觀眾的特別關注。[3]那麼，相比調查性報道，社會運動紀錄片的美學形式又有何差別？克萊梅爾曾指出，一部紀錄片的品質，取決於它的美學品質[4]。但是，當我們評判一部紀錄片好壞的時候，美學品質是唯一標準嗎？是否存在其它比美學品質更為重要的因素呢？
事件·調查
調查性報道的開展基於對傳播特性的深刻理解，它是一種調查事件過程的方式，並通過呈現事件的本原以在受眾中建立對事件的認知、理解和思考。
社會運動紀錄片具有相似的特性。一部社會運動紀錄片的導演需要親臨事發現場，或親訪參與事件的人物。不論是艾滋病攜帶者、環保主義者還是底層受害者，都可能是片中的主人公。一些社會運動紀錄片往往專門以社會調查為主題，例如艾曉明的《公民調查》就是拍攝一位名叫譚作人的中國公民在汶川地震災區走訪受災群眾，並確認死去孩子名單的紀錄片。
調查性報道的美學特性為：1.宏觀思維，高屋建瓴，2.哲學思維，理性啟迪，3.時空拓展，容量豐富，4.題材重大，縱深開掘[5]。然而，這些特性亦可成為調查性報道的缺點，因為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去得出結論，並呈現在受眾麵前。一個極端的例子是錢剛的《唐山大地震》。這個報道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十年才得以發表。在某種程度上，長時間的調查可以有效地避免多方麵的幹擾和壓製，但同時也顯出一種疲軟的態勢。此外，調查性報道往往具備的是緊湊的節奏而非充分揭示整個事件的詳情，而且其所能達到的效果通常隻是在發布後一時的“社會轟動”。與其相比，社會運動紀錄片更加關注引人入勝的情節和結構。並且，紀錄片的特性恰恰是可以靈活地播出，且任何一次播放，均可在受眾中引發思索，以此達到長期引導受眾的效果。
事實·理念
調查性報道常常挖掘更多的事實，這些事實，或許決定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它表達了一種基於被掩蓋事實之上的判斷，並搜集一些被故意隱瞞的情況。它調查的不僅僅是一些適於公開露麵的知情人，還有那些不為人知卻掩藏著秘密的願意冒險發聲的人們[6]。
調查性報道和社會運動紀錄片均試圖揭露一些個人或機構掩蓋著的真相，而這些人往往是那些了解情況，有責任在身，卻不作為的人。新聞、報道和紀錄片的美學特性均有一些標記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引起受眾對現實的期望。這些期望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媒體的審視方式，所以受眾會針對媒體給出他們自己的回應。不同的理念會導致不同形式的新聞報道；但是，調查性報道不同於分析報道和解釋報道，它的全部任務是尋找事實的深度，而非理念的深度。
現場·參與
調查性報道可以實現讀者對現場性感覺的需求，因為它可以提供一些事件回放，以此作為其美學特性之一。但是相比之下，社會運動家可以利用紀錄片來“營造一個公開的環境，公民和意見領袖可以在其中碰麵、討論，並對問題做出行動。[7]”一些學者曾總結，一部優秀的社會運動紀錄片的美學形式應該是具備自覺的風格，因為這種自覺的風格可以打破媒體的神話，從而引發受眾對媒介本身的注意，並且激發觀眾與紀錄片作者之間更加親密的互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