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定和實施正確的國家安全戰略，是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實現中國和平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保證。
民族複興進程中的國家安全戰略
當今世界正在經曆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為深刻的變化。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這兩大新因素的推動下，國際戰略格局正在醞釀著激烈動蕩，其幅度與廣度有可能超過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所引發的國際政治版圖變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機製和國際製度將繼續由西方國家主導，但是隨著新興經濟體呈現群體性崛起及其戰略地位的上升，歐美中心地帶的戰略地位和影響力將不可避免地相對下降。在和平與發展將繼續作為主題的時代裏，各國利益相互交彙，合作之中有競爭，競爭之中有合作，大國之間的博弈將展現不同於以往的特征。當前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加速了國際格局的調整。
中華民族複興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
當今世界上各國的政治家和戰略決策者們，無論他們是否喜歡中國，無論少數人是否抱有難以更改的政治偏見，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正在崛起。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如何在中國崛起的大潮中，最大限度地防止受到負麵衝擊，同時獲取最大的戰略利益，正在成為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戰略力量決策者們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的國際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逐步變成一個正在崛起的並對地區和世界事務越來越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由國際體係的被排斥者、外在者、反對者逐步變成參與者和改造者；由過去被國際社會忽視和偶爾借重的對象變成既被重視、被借重同時又加以防範和製約的對象。
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必將加速中國的國際角色的新一輪的轉變。在下一輪的國際力量格局變動中，中國將由國際體係內的配角逐步變為主角或者次主角；由具有全球影響的地區大國變為擁有重要影響力的全球大國；由人口大國、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成為綜合性大國和強國。當然，曆史也反複證明，一個大國的崛起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克服重重困難和種種矛盾過程中才能得以最終實現。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崛起需要麵對比曆史上其他崛起大國更加複雜的“崛起困境”。能否有效化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西方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的對立、中華民族複興同霸權國家遏製企圖的抗爭以及中國快速發展與其他國家利益的衝突等產生的新的重大矛盾，是否能夠打破曆史上大國崛起必然引發國際戰略格局劇烈動蕩，甚至爆發軍事衝突的定律，關鍵在於中國采取什麼樣的國家安全戰略。
製定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戰略
世界上許多戰略家都預言，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特別是中國的世紀。中國要想在21世紀裏有大的作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為此，就決不應該僅僅在國際競爭和互動的一般技巧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及時認清世界政治的特征演變和發展大勢，從而激發出更大的戰略智慧，敏銳洞察未來世界可能的走向，及時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適合未來發展的種種弊端，謀求社會的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也就是說需要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戰略。
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籌劃必須具有認識複雜和運用並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這是國際局勢發展的自然要求。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及其伴隨而來的與國際體係關係的深刻調整，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中國的安全戰略選擇既為這一過程提供戰略支持，最後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實現和檢驗。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研究起步較晚，積極推進這一領域的研究應成為戰略研究的一個重點，以適應維護國家利益的需要。戰略思想及戰略傳統的延續與改變，就像生物學的遺傳與變異一樣，是一種發展中的邏輯。一個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形成與延續，取決於眾多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複雜因素，與民族經曆、思想文化、軍事遺產、地緣條件等都有直接緊密的關係。安全戰略是現實的，曆史上的戰略思想能夠在一定程度延續下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曆史與現實、曆史與未來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客觀聯係。
具有生命力的國家安全戰略研究，不僅應該在認真梳理和充分借鑒國內外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也必須充分考慮到國際關係背景的改變及由此帶來的前提和約束條件的變化，同時應該力爭在原有基礎上有所改進和創造。理論要具有對曆史更強的解釋力和對未來的預見性，就繞不開對有關重大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在這一過程中認識曆史發展演變的邏輯或內在規定性。隻有不脫離問題本身的創造性理論思考才可能具有鮮活的特征，也才能更好地借鑒和傳承先前的發現和智慧。在借鑒中創造，在創造中傳承，對待那些傳統的和經典的戰略理論如此，對待新近出現的相關理論，也應如此。在此既需要做“具體的和樸實的”分析，也需要從宏觀和概括的視角進行探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曆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時代呼喚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戰略。
在當前及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安全戰略的總體思考至少應著眼於以下重大戰略難題：第一，突破一個多世紀以來，後進的大國難以實現現代化的困惑，擺脫國際體係慣性對中國崛起有形和無形的束縛，處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進程與保持必須的自主性之間的矛盾；第二，盡快認識、適應和充分運用冷戰後國際關係的變化，超越傳統權力政治的種種局限，推動對外關係更加平衡協調的發展；第三，增強中國社會自身持續發展和進步的能力，以此作為參與世界和影響世界的基礎，並通過發展自己來改變世界。這些問題相輔相成、相互聯係，甚至互為條件、互為支撐。
與國際戰略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相比，盡管實力增長較快，中國在較長時期裏仍將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在現有國際體係中，中國尤其缺少結構性資源，即在體係中處於相對下遊的位置，並受到慣性製約，對世界政治進程的影響能力還相對有限。由此決定中國對國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過於直接的戰略途徑，需要開發更廣泛的戰略資源和更廣闊的回旋空間，經過曲折的道路和長期努力才可以達到。因此，在國際體係中，我國的基本選擇似應做一個積極而自主的參與者和合作者，並逐步向擔當起更大責任的大國轉變，在這一過程中，尤其應妥善處理與整個國際體係，也包括與占主導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的關係，同時又要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未來較長時期裏，這種選擇的依據都將存在。
另外，多維的世界需要用多維的視角來認識。中國在保持角色基本定位的同時，還應使戰略選擇具有必要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對於具體問題和在具體領域，則應根據具體的情況和條件有所區別，不能固守某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包括對待外部強權也是一樣，一味采取對抗的姿態不可取，而一味屈從追隨也不可行，需要發揮力量時就要有足夠的決心，而應該做些妥協時就要及時適度後退。這種後退也是為了前進。總之，不同的手段和途徑隻有不斷協調、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新中國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當初麵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是如此精煉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中華民族的特點：“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中國所麵臨的安全問題已經大大不同於那個時候了，但是我們賴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戰略智慧應該發揚光大。以此為基礎，推動社會創新，用更寬闊的胸襟走向世界。若如此，中國的未來和對世界的貢獻都將不可估量，中國的國家安全也才能有根本的保障。
國內安全與社會變革
國家安全，包括不受外部的威脅與侵犯，也包括內部的穩定與繁榮。一個多世紀的曆史證明，中國的國家安全始終與中國的社會變革聯係在一起，當國家安全比較有保障的時候，恰恰是中國社會變革最快的時候。反之，當社會變革停滯不前的時候，中國國家安全的內部隱患就暴露無遺。對於處於民族複興偉大事業關鍵階段的中國來說，內部穩定是不能忽視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看，國內安全是我們國家安全的重心，而維護國家安全迫切需要推進中國的社會變革。
社會變革促進國家安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實踐和創新社會主義製度的曆史。社會主義製度作為人類最先進的社會製度，它本應使人類獲得最大程度的解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的錯誤。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然而，社會主義的實踐突破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戰略預想，社會主義製度先後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美好前景使不發展國家的人對其賦予了更多的期望。對於中國來說，它承載著中國人民的崇高理想與希冀，中華民族的複興，中國的富強，人民的富足、自由等等，都化在了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社會製度裏。
但是，由於缺乏經驗，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麵過多照搬了蘇聯的做法，較少顧及到本國的國情。斯大林去世之後，特別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本國道路，也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思想，遺憾的是，由於沒能從根本上突破本本框框的限製，錯誤地以為蘇聯模式就是標準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也由於在巨大的勝利麵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導致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係列重大失誤。從50年代後期開始，黨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陷入了“左”的誤區，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經曆了長達20多年的曲折曆程，引發了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一係列問題。例如，政治動蕩不安，運動不斷，嚴重衝擊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活秩序，經濟發展停滯，科技水平長期得不到本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國家戰略能力始終得不到根本的飛躍。正如鄧小平所總結的那樣，“中國六十年代初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這十一二年，我們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世界經濟和科技的進步，不是按年來計算，甚至於不是按月來計算，而是按天來計算。”造成這種錯誤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沒搞清楚，片麵教條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把蘇聯發展模式看成是社會主義的單一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