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場，“縣官不如現管”。包括辦理文書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辦事人員在內的吏，是編製外的、數量幾倍甚至幾十倍於編製內官員的龐大群體。表麵上，他們地位卑賤有如奴仆，實際上是衙門實權的掌控者。他們越權、竊權、弄權、專權以至專政。朝廷內外、國家上下不可一日無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為國家一害。以此之故，宋人葉適驚歎：官場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們的天下！清代顧炎武發出了這樣的感歎：“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燾甚至說，本朝“與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獄吏之貴
高官勳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獄吏淩辱，所謂“人在屋簷下，哪得不低頭”。
據清代劉體智《異辭錄》一書記載，曾任侍郎的張蔭桓坐牢，獄吏並不因他曾是“副部級”官員而對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還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萬多兩銀子。張蔭桓很納悶：這獄吏的胃口怎麼這樣大？就問住在隔壁的犯人，一個姓葉的“軍門”(提督軍務總兵官，地方高級軍事長官)：你是不是也要交這麼多銀子？姓葉的人告訴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優惠”的，每天交6400兩銀子。獄吏說，本來要收8000兩，打八折，減至6400兩。二人歎息不已，都說到了牢裏，才知獄吏有這麼尊貴。
古代貪官不少，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貪。吏比官富的現象，並非個別。明朝李清在《三垣筆記》一書中寫到，刑部一官員說：“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
朱元璋為吏毆官而震怒
明朝洪武年間，發生過小吏在公堂公然毆打縣令等官員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
蘇州常熟縣小吏沈尚、衢州開化縣小吏徐文亮等人，毆打本縣縣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懲處，但朱元璋認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夠的，還要問問，你們這些被打的官員，是怎麼當官的？你們難道沒有責任嗎？
朱元璋沒有偏袒被打的官員們，他認為，這類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員們不是清官，而是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們被打，是咎由自取。各個衙門的官員精力都用於做壞事、撈錢，根本不關心百姓疾苦，以致名聲很壞，為老百姓所恥笑、怨恨，這樣的貪贓枉法官員，怎不招打？
當然，朱元璋是不允許吏毆官這種“犯上作亂”的事情發生的，他在整肅官員的同時，還整胥吏。《禦製大誥》及《禦製大誥續編》列有數章談整治吏人的問題。
小吏視官員為騾子
胥吏在本衙門的官員麵前，無不卑躬屈節，低三下四，唯唯諾諾，一副奴才的樣子。然而其內心，未必都買官員的賬。在背後，對官員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則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雜談》一書中，談到了胥吏背後的狂言：江蘇陽湖(今江蘇常州)人惲世臨，是清代道光年間進士，曾先後任長沙知府、湖南巡撫。中進士前，他偶爾去北京一家酒館喝酒，聽到一名胥吏對人說，官場就像一輛車子，我等吏人好比趕車的人，主官和屬官好比騾子，我們鞭子一揮，叫他們向左他們就向左，叫他們向右他們就向右。惲世臨聽了，心中暗暗“怪歎”。
不久，惲世臨考中進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文選司掌管官員的任命、調動，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個部門。文選司的官員都是有權有勢的所謂“熱官”，該司的胥吏們也架子大，貪欲大。他們曲解“選法”，即選拔官員的法規，營私舞弊，敲詐勒索地方官員，因而暴富。
惲世臨是個精細之人，他時時記得酒店裏那名胥吏講的狂話，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們當作被駕馭的、可悲可歎的“騾子”，遇事都要仔細核查，嚴防胥吏們弄鬼。
為什麼胥吏把官員視作騾子？為何胥吏們敢於如此蔑視官員？一是因為胥吏們看透了官員，認為他們沒有處理政務、公務的實際本領；二是他們相信，官場由他們撐著，官離了吏，便玩不轉。連嘉慶帝都說：百官聽命於書吏。上自宰相，下至縣令，都隻會簽字畫押，不能實際處理政務、公務，都委權於胥吏，因而一日離不開胥吏。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