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貪汙一事上，到了如今，所謂的防微杜漸，皇帝是知道這是根本實現不了的，所以到了大明中後期，官員貪汙成性時，皇帝動不了官員，也隻能想方設法的去民間撈錢了，畢竟官員貪的錢，多數原本就該是皇帝的。
來，貪汙受賄一直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體上的一顆毒瘤，不過到了明代，這種毒瘤卻漸漸演變成了整個社會輿論中的非常合理的存在。
在大明建國之初，貪汙受賄這顆毒瘤就已侵蝕著這個新生政權的肌體。
不過，由於朱元璋吸取了偽元滅亡的教訓，加之他的貧苦出身，深知貪官汙吏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闊斧地開展了反貪運動，從而極大地抑製了貪汙腐化現象的孳生和進一步繁衍，使大明前期一百年中政治還算比較清明，社會比較安定。
可是到了中後期，貪汙受賄這顆毒瘤已擴散到封建王朝肌體的全身，直接嚴重地威脅到明政權的存亡。
隨著政治的腐敗，加之商品經濟的刺激，明中期之後貪賄現象日益嚴重，早在處於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統年間，貪賄腐化現象就已死灰複燃。
正德、嘉靖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汙為不道德，正德、嘉靖兩朝以後，則社會輿論大變，認為不貪汙為無能。
比如，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著名的大貪官，他把持朝政，公開賣官鬻爵，大肆收受賄賂。
江蘇江陰縣富家子弟徐頤，胸無點墨，因向王振行賄而當上了中書舍人，京師人們稱之為“金中書”。
地方官朝謹也必須向王振行賄，史載：“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飽而出，門晝夜不得合。”
但這時，除王振及其走狗外，大多數官員仍能廉潔自律，縱有個別貪賄分子，也隻能“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
而至正德、嘉靖以後，隨著政治的進一步腐敗和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情況就截然不同了。
當時，“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惡，計大，計貧富，計遲速”。
為保住官位和謀求升遷，下級對上級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官場中的吃喝風、行賄受賄風也愈演愈烈，官員之間經常“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
本朝大詩人謝肇浙便對官場的吃喝風時過：官吏富豪“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富有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
而吃喝風的盛行又進一步助長送禮行賄之風的蔓延，到了“納賄受賂，公行無忌”，“無官不賂遺”，“無守不盜竊”。
要這些東西，手中握有遍布下的情報網的錦衣衛的大明皇帝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隻能，大明中後期的皇帝都清楚，隻是裝作不知道而已，畢竟，於上位者而言為了政局穩定，一切都要以大局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