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教難友巫寧坤
人物誌
作者：杜高
56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當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把幾十萬個熱誠地向共產黨提了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時，《人民日報》忽然發表了一篇社論：《為什麼要實行勞動教養》。立即有人敏銳地感覺到，這是英明領袖想出來的懲治右派分子的一個聰明辦法：麵子上“寬大為懷”（不判徒刑），實際上“狠加打擊”（關進監獄）。手續簡便到不經任何司法程序，隻需所在單位填一張勞教申請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帶走。
我們就這樣成了中國實行勞教製度的第一批勞教分子。
一
巫寧坤先生是1958年4月17日由他任教的國際關係學院（當時歸中聯部領導，對外屬保密單位），開了一輛吉普車把他送到半步橋監獄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月18日進來。我們就這樣成了同命運的難友。
那時，誰也不會想到勞動教養就是進監獄。巫先生上車時還天真地以為“是送我去一個農場參加體力勞動”，誰知是停在一個裝有鐵絲網的高牆下的大鐵門前。接著他就被推進了一間擠滿了勞教分子和擺著一個大尿桶的臭氣熏天的囚室裏。他離家前夫人隻為他收拾了一個小衣袋，順便塞進了兩本書，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馮至編的《杜甫詩選》。沒想到這兩本書後來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侶。那年他37歲。
對於右派知識分子來說，進了勞教收容所，就如同掉進了另一個世界，雖然這隻是勞教的第一步。
從1958年2月春節過後，各單位就開始處理右派。成批成批的右派送進了勞教所。2月、3月進來的，都已分批轉送到了茶澱清河農場的三分場和於家嶺分場勞教。到了4月，送來的人越來越多，收容所已感到人滿為患的壓力，而這時“大躍進”已在全國興起，公安工作的“大躍進”就是壞人抓得越多越好。收容所不夠用了，連著名的“雍和宮”的一個偏殿，也暫時用作了勞教收容所。農場也裝不下那麼多勞教人員了，決心在遙遠的興凱湖畔開辟新的分場。我們這一批人就在半步橋看守所裏等待了兩個月。
40年後，老年巫寧坤在美國含淚寫下了半步橋日子的回憶：“可是我萬萬沒有料到，在通往苦難的道路上，半步橋會引我走多遠。一日兩餐，吃的是同樣的東西：一個用發黴的玉米麵做的窩窩頭、一碗玉米糊、一片鹹得發苦的醃蘿卜。頭兩天，我實在無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給左右的難友。‘不用過多久你就會吃不夠的’，難友們預言。他們說對了。關在監房裏，聞著我們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認罪守法’，我們也用當初人家批鬥我們的方式相互展開批鬥。除了每天輪流下樓倒尿桶，我們不時到大院裏打掃衛生。我們終於捱到了不憋死在這臭屋裏，可以到荒原的陽光下勞動，可以吃飽肚皮了。6月裏的一個深夜，關在看守所的800名勞教分子，在荷槍士兵的押解下，乘上從北京開往密山的“專列”，三天三夜，再轉乘大木船，才運到了目的地——興凱湖畔沼澤遍布的八分場。”（《一滴淚》第四章）
這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我們又將承受怎樣的一種勞役？當我們剛剛搭起了一個三角形帳篷，可以躺下歇口氣的時候，管教幹部立即把我們集合起來，他大聲地警告我們，不要有任何想逃跑的念頭，這周圍都是沼澤，又叫草墊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來從重判刑。然後就宣布，對於你們這些人，隻有通過強迫勞動才能改造成新人。從明天一早起，就要開始沿湖修築一條導流堤，阻擋湖水，開墾荒地。
這才是勞動教養的真正開始。未來將會怎樣呢？我們都在惶惑中。
當管教人員警示我們這是什麼地方時，巫先生仿佛聽見了哈姆雷特那一聲“丹麥是一座監獄！”的呐喊在荒原上空回蕩。果然，30多年後，劉元先生記下了這一天晚上發生的可怕的事：“大家正在熟睡，突然響起一陣槍聲，把大家驚醒，隊長在門口出現，他說：‘都睡覺！沒事。’次日早晨傳出消息，一位難友因越過警衛線被打死了。他睡得迷迷糊糊，黑夜走出去越過了線，我想起我見過這個人。他40歲出頭，戴一副深度近視鏡，他出去找廁所走錯了路。”（《曆劫不悔》177頁）
到這時，我們才真正意識到了處境的險峻和勞動教養懲罰的嚴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