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一九四二》中的基督教元素
熱片勁評
作者：郭華敏
[摘要]《一九四二》以其豐富內涵和獨特敘事獲得熱評，其人物各異、線索眾多，宗教線索也在影片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結合基督教教義及其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曆程，通過分析傳教士在這場災難中的種種表現、信仰由堅定走向幻滅並再次回歸的曆程以及無能為力的救贖等來探究深蘊影片中的宗教元素。通過論述可知，影片對宗教與信仰有著自身獨特的理解，對於信仰問題，則流露出一種悲觀的情緒。
[關鍵詞]《一九四二》；教士；信仰；愛；救贖
若談到2012年的電影，談及馮小剛，談及賀歲片，自然不能回避《一九四二》。影片人物眾多，六條線索，六套話語並行不悖，每個階層都從自己的立場發出聲音。其中，宗教線索雖然著墨不多，卻振聾發聵，在影片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從這一角度出發，立足於影片本身來來討論《一九四二》中的基督教因素。
一、無所作為的傳教士
《一九四二》中僅出現兩名教士，外國傳教士梅甘和土生土長的信徒安西滿。梅甘在中國30年，但當記者白修德詢問情況之時，他卻說“我越來越不了解這裏了”，並對其未來做了清晰的預言與描繪。這種看似冷靜的分析，折射了其麻木與冷漠。結合基督教教義和20世紀初中國傳教士的活動情況，可以清晰看到梅甘對這一重大事件的反常態度。
基督教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有關教士職責的討論層出不窮。烏爾利希·慈溫利在1523年1月29日發表於日內瓦的《六十七信條》中首次規定了教士的職責——講經布道，傳播上帝的福音，也包括對教徒的關照和指導。加爾文也充分認識到了牧師存在的必要性，[1]認為：“他們的職責是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傳播上帝之言以達到教化、告誡、規勸、警示之目的，主持禮拜儀式，並且與長老或教徒代表一同行使宗教戒律。”[2]中世紀之後，教士們走出教堂，積極投身於基層社會管理、社會公益活動中。再來看近現代中國傳教士的活動情況。國門被迫打開後，傳教士作為西方思想傳播的先驅大批進入中國。起初在城市，後來逐漸轉移到鄉村，傳教方法由單一的口傳福音發展為多元化。雖則如此，很長時間以來，教會在中國鄉村社會中一直處於邊緣化地位。這些狀況劉家峰在《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研究（1907—1950）》中已經做了非常細致的分析。[3]
比照基督教對教士職責的要求，並將其放在上述大背景下，可見，梅甘不是一位合格的“牧羊人”，不論是從宣教的角度，還是投身公益、救護弱小，他都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電影中，他僅在教堂裏出現兩次，一次是和白修德的會麵，第二次是救護安西滿，並與其進行上帝和魔鬼之辯，認為他隻有先保護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傳教。這番說教看似有理，實則相當功利，將塵世生命的價值看得高於“上帝的事業”。於此相呼應，屍橫遍野的狀況非但沒有促使他進行哪怕是無濟於事的解救，甚至沒有表現出同情和悲憫的神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教堂裏有可供果腹的食物，幹淨溫暖的衣服。而小安，在致力於傳教的過程中，滿身塵土血汙，傷痕累累。
梅甘形象單薄，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某種程度上，他隻是一種功能性或符號性存在。如果深究這一角色，也能發現附著其上的文化意義。眾所周知，基督教進入中國，因巨大的文化差異與利益糾葛，遭到各方力量的抵製，對中國農村的滲透更是緩慢。影片中，梅甘的居所雖則談不上宏麗，但和歪斜的土坯房比起來，還是優越許多。教堂中聽不到隆隆炮火聲，沒有螻蟻般災民，儼然世外桃源。雖相對安全和舒適，卻和當時格格不入。沒有信眾，沒有祈禱等儀式，這一切都暗示，這個所謂的教堂是不被陷入水深火熱的勞苦大眾所接受的。基督教並沒有真正滲入，更勿論改變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