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輕的時候老是想像自己的戰鬥意味著對自己不滿意的社會，秩序進行反抗，現在我寫小說也具有反抗的意義。
Q&A
Q：您來自哪裏？能用一句話說一下您自己的家鄉嗎？
A：我來自法國，一個很老很美的國家。它很為政治困擾，它喜歡平等勝過喜歡自由，它很悲觀，也很累——首先是自己給自己累。
Q：您用關鍵詞談談對北京（中國）的印象。
A：一群群的人、活力、幹勁兒、未來、汙染、不平等。
Q：您最喜歡北京（中國）和最不喜歡北京的是什麼？
A：我在這裏遇到一些知識分子，我喜歡他們那種世界眼光的文化。我喜歡這裏的人對未來無所畏懼（或者說他們除了畏懼還有別的）。我不喜歡社會上讓我感覺到的粗野。
Q：在北京最喜歡的一個去處？
A：我想在一個有月亮的晚上，看白雪下的紫禁城。（我對北京不夠熟悉所以不能給出一個聰明或是有個性的回答）
Q：如果在北京有可能做一件事，您會做什麼？
A：很多事要做，有些我不想在這裏說出來，反正……那就簡單地說：我想在北京生活一段，發現北京，用我的筆畫一幅她的肖像。
采訪手記
11月底的一個周六，法國使館文化處在北京中法大學堂舊址舉辦了2011年傅雷翻年傅雷翻譯獎為獲獎翻譯小說《青春咖啡館》（莫迪亞諾）和曆史書《啟蒙運動中的法國》（羅什）舉行頒獎儀式。法國小說家法國小說家奧利維埃。羅蘭（Olivier Rolin）作為法國文學的代表從巴黎前來參加頒獎。羅蘭是法國當代重要文學獎項的多次獲得者：費米納獎（1994），法蘭西文化獎（2003），法蘭西學院獎（2010）。羅蘭屬於法國二戰後出生的一代人，經曆了二戰後“三十年光榮”的經濟增長，感受了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失敗的恥辱，曾經是極左翼毛主義組織的領袖人物，在反對越南戰爭，1968年5月風暴和20世紀70年代初積極活躍。後來該小組解散，羅蘭轉入小說創作，做過記者、出版人。
羅蘭在頒獎致辭中談到小說的意義：“保羅。瓦萊裏說，‘如果每個人除去自己的生活不能經曆其他別的一些生活，那他就不算是經曆了自己的生命。’小說幫助我們在自己的生命裏活著。”
有人借給我一本羅蘭的小說，書名起自毛澤東的原創詞——《紙老虎》，該書獲法蘭西文化獎。這是一本紀念法國“毛主義”時代的小說，有輝煌有陰影，有理想也有愚蠢，有激情悲壯還有烏托邦衝動。值得一說的是：那也是上個世紀唯一一段全世界東方西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個不同製度下，一代青年共同指點江山、反抗現存秩序的曆史。
我們的訪談從這裏開始。
M：我想先提到您在一次訪談裏說過關於《紙老虎》這本書的一句話，您說您寫這本書是紀念那個時代，那裏麵的“我們”就是“過去那幫人”、“我的同誌們”。您還說“我心裏有一個我不想讓這些人今天被過分地踩到腳下或者說被誣蔑。還有一個我就是想惡心那幫出生在‘二戰’之後而從沒有相信過革命的人”。
R：的確，這本小說是向那個時代和一群人的致意，向著那個時代的某些東西。為什麼？從今天看，在法國我們這一代人在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介入是在那個時代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我們正好出生在“二戰”之後，在法國與德軍偽政權合作之後，法國的印度支那戰爭失敗之後，我們在內心深處有一種“曆史的憂鬱”，盡管我們當時沒這麼清楚地想過，實際上我們這些左翼懷著一個意願：我們想（象征性地）抹去這個過去。我們知道我們會一事無成，但是我們選擇有尊嚴的失敗。去做贏家，這根本不是我們時代的曆史和文化，我們那時候壓根兒沒有想獲得任何權力和利益。我們想做徹底的革命者。我們喜歡的革命其實是被打敗的革命，它的美就在這裏。當然我們自己那時候並不承認這個。
M：您還說這是“曆史的尖刻諷刺，然而對這個事實的承認應該是我們這些人的最大智慧。”這是一種坦誠的哲學觀和曆史觀，值得尊敬。
R：這是我的真實經曆。20世紀60年代末期，我一頭紮進政治，文學和我沒有一點關係，那是個反文化、反知識、反閱讀、反創作的年代。我那時候接觸的人也都和文化、書、藝術不沾邊。（那個時期有多長？）就我自己來說，那個時期有7年。我在68年以前就已經是個政治活動積極分子。（高中？）不，我那個時候已經上了準備投考法國名校的預科學校，文科班。我從1967年就開始了政治活動。後來卷入了1968年5月風暴，再後來，我們決定解散我們的組織，大家散夥。（那個年齡，在一個畢竟不短的經曆後，決定放棄。這不是很輕鬆的決定。怎麼走過來的？從風雲一時的毛主義極左派到一個小說家。）這是一段很痛苦的時期。分手和不再繼續，這本身就很痛苦。加上那種痛苦裏摻雜著失敗的味道。（解散的時候你們人有多少？你們的組織是什麼樣的規模和運作？）說真的，我們的一大特點就是我們其實不是個真正意義上的組織，隻在名義上是。那時候我們很清醒地要回避所有政治組織的弊端，所以我們沒有所謂組織架構和形式。可以說我們那時候有一種現在叫做智能“intelligence”的想法，就是說我們反對任何組織。我們認為一旦形成組織，毛病和問題就會隨之而來，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組織規模有多大，也不關心這個事。我想事實上我們可能有幾千人？說不好。反過來，我們畢竟有很多組織特點：我們有自己的宗旨和信念、自己的口號和戰鬥目標，我們有集體活動。我們非常活躍，非常激進，也曾經聳人聽聞，做非法行動，相當暴力，很多很另類和出軌的事。
M：我想問一個問題：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很多國家掀起革命浪潮，在西方也在東方，除去青少年衝動和盲從因素和其他很多特殊的來自各國環境的因素之外，是不是也應當承認有一種理想主義的驅使？哪怕很盲目。最近我在《喬布斯傳》裏讀到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和學生的對話，喬布斯認為現在的孩子們都很物質主義，很講實用性目的性，他說：“我認識的與我年齡相仿的人中，大多數人的心裏都永遠打上了理想主義的烙印。”您怎麼看這些？
R：您用的這個角度有意思。我還不知道怎麼回答好。我們當時是毛主義者。我們那時候想像中國的文化革命是對當時所有權威的否定。不管那些權威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中國具體的情況我們知道的不是很清楚。重要的是我們覺得這和我們的理想很合拍。我覺得我們的那種行動裏麵有一種無政府主義的魅力吸引我，我們在那裏麵找到了點什麼，我那時候覺著世界就應該是那個樣子的。至於實際的世界是怎麼樣，我們那個年紀其實知道很少。那個時期我們對所有現成的秩序包括時尚－可以說時尚本身也是一種世俗的秩序－都持有非常批判的態度，我們追求一種我們認為很高的境界。我想這是法國文化曆史中特有的東西，法國從啟蒙時代起就有懷抱烏托邦理想的思想家。當然，我可以說那種反抗所追求的高遠境界在今天被丟失了很多。那個時候我們追求自由，反抗所有的教條，然而我承認我們那時的理想有極大的局限性和宗派性。所以現在我仍舊認為社會一旦進入一種集體活動，就經常地陷入一種桎梏，被一種僵硬的觀點所局限。我自己沒有找到任何好的方法可以麵對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最終走到了那個結局。在這以後，我也參與過一些社會行動，但是我不可能再參加任何組織任何架構，我也不可能再在大街放開嗓門兒高喊。我可以和人群一起上街遊行，參加公眾活動，但是我喊不出口號了。喊口號這件事在我看來已經變得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