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_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
一個社會在失去教育公平的時候，一並失去了效率，公平和效率從來不像庸人理解的那樣常常分離，它們每每合一，為什麼篩選做不到公正，做不到真正的大麵積，其中深刻的原因是個體與整體的矛盾，所謂囚徒困境。
萬達斥巨款脅迫足協撤換國家隊主教練時，本想寫篇文章，一忙碌良機逝去，再張嘴將遭“馬後炮”之譏了。好在還有勝負之外的說辭，它是獨立的道理。我以為，萬達和足協撤換高洪波，是對中國人的不尊重。如果當時的主教練是個洋人，你們看不上他了，敢撤換嗎？辯護者說，和洋教練簽有嚴格的合同，隻好按照合同辦事。如是，撕毀了與高洪波的合同，就是“不尊重權利”和“不尊重中國人”的雙料罪名。如果與高洪波無合同，足協對中外教練就是兩種態度、兩套做法，顯然在歧視中國人。不僅如此，高洪波下崗前業績頗佳，如果是好業績的洋教練遭撕毀合同恐怕就不光是賠錢的問題，開“國際玩笑”是要貽笑世界足壇的。
如此對照是不是可以說明，萬達和足協有歧視本土人之嫌。
這事頗耐尋味，不期好戲還在後麵。獲悉萬達又要拿出2億元巨款，送90名兒童去西班牙學球。當然這早有策劃，隻是剛剛揭鍋，不然足協也不會在“炒高”上言聽計從。我以為，這要比臨陣換帥更愚蠢和拙劣，它將破壞中國足球人才的生態和篩選。
高級人才不是培養出來的
高級人才不是培養出來的，這是一個耳順之年的老教師最愛講的話。選材要比培養重要得多。你拿鞭子抽打我們去訓練，我們也成不了劉翔和姚明。首先是爹媽給的大，其次才是訓練。不是這塊料是練不出來的，智力人才和體育人才都是這個理兒。後者大約比前者更直觀，而本質上二者是一樣的。為什麼是這樣？
換成學術語言來說，就是先天要比後天，基因要比環境，在成就人才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無疑這是一場古老的爭論。接過了生物學利器的世紀之交的先天論者，可以殺進對方的腹地，拿過對方的證據為自己論證。後天論證曾經屢屢使用的一個論據是，教授的孩子學習好是因為他的環境好，家裏坐擁書山，談笑有鴻儒。先天論者說，教授的孩子學習好，為什麼就不是因為他繼承了較多的善於讀書的基因呢？而這個案例幾乎成為難以分解和澄清的典型，二者都以為牌在自己手中，其實雙方手中都有牌。如果先天論者止步於此，他們就不會成為今日之顯學。他們找到的一個絕妙的方法是研究和對比在異地成長的同卵雙生子（他倆的基因百分之百相同）。此方法之最高成就者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布查德。這些學院派的嚴肅學者企圖以嚴格的方法透視遺傳或曰基因對疾病、智力、性取向、精神障礙、癮行為、暴力犯罪的影響。斯蒂恩綜合了包括11萬個研究對象的111項獨立研究，作出如下概括：以下二者智商的相關係數分別為：同一個體的兩次測試0.9，一起撫養的同卵雙生子0.86，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0.72，一起撫養的異卵雙生子0.6，分開撫養的異卵雙生子0.52，一起撫養的兄弟姐妹0.47，分開撫養的兄弟姐妹0.24.基因與環境的影響力顯然都存在。學者們通過兩種方法推算智商的“遺傳率”。其一是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的相關係數（0.72），但是盡管分開，仍可能有部分成長環境是近似的，因此他們認為這一指標可能偏高。其二是一起撫養的同卵雙生子的智力相關係數減去一起撫養的異卵雙生子的相關係數後乘2，結果是：（0.86－0.6）×2＝0.52.這一思路是，前者的基因100％相同，後者的基因50％相同，因為都是一起撫養的，所以前者的相關係數減去後者，也就是抵消了相同環境的作用，剩下的是50％的基因的作用，所以還要乘2.綜合這兩種計算方法，一些學者認為，智商的遺傳率為60％，也就是說環境因素在智力中隻占40％。有理由認為，基因對體能的影響與智力相仿佛。基因在成才中占了大頭，所以忽視選拔、偏重培養將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
與培養處在對立一極上的選拔意欲何為？找出不同領域中潛力好的人。大家的平均智商是100，智商上的尖子高達170。各種族的智商小有差異。我對此問題不可探究的“政治正確”大不以為然。如果各種族在身體的諸多指標上都高度一致，種族歧視因何而來，反對種族歧視又有何必要？反對種族歧視的深層道理是，承認差距的存在，但絕不認為這差距有實質意義，況種內的差距一向大於種間差距。你可以不喜歡奧巴馬的主張，但你要承認他智商很高吧。同理，各種族的體育潛能也有差距，世界上最善跑的是非洲人，其中最善短跑者是西非人及其後裔，最善中長跑者是東非人及其後裔。平均而言，中國人體能平平。但我們有一個極大的優勢，就是人口巨大。經曆了曆史上漫長的融合，種族上的純正其實是沒有的，人口數量大也就意味著基因的多樣性大。如果智商170者通常為百萬分之一，那麼在5000萬人口的國家可能擁有50位，而在中國則可能擁有1300個，在概率上中國還更有可能擁有智商180的人。所以即使中國人中蘊藏短跑天才的概率較低，但人口基數決定了我們中不乏潛在的劉翔。即使中國人平均身高無優勢，我們中也有潛在的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