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名鎮最風光，四海五洲威名揚：數載練兵譜壯歌，新軍乃於此發祥；秀外慧中優質稻，“汁攄晶碧類瓊漿”。
而今凝聚眾心力，再振雄風鑄輝煌！
洶湧流水源頭遠，蓊鬱高樹根須深。一個人的性格、意誌、品質乃至事業的成敗，大都與他生活、成長的客觀環境的影響，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重要關係。因之，要全麵而深刻地了解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及其特點，就要洞悉和開掘與其有關的現實情況和曆史淵源。梁福來出生、上學、務農、從教、興業和走向城市並連年穩步發展的基地小站鎮，就是個“因兵而興，因米而名”，有著厚重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積澱的人傑地靈、聞名中外之處。
我們說小站鎮人傑地靈、聞名中外，不是言過其實，也非溢美之辭，而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如實反映：45年的“小站練兵”，不僅產生了四個民國總統、六個北洋軍閥政府總理及陸軍總長、三十四個督軍以上的軍閥，走出了中國第一支警察部隊、第一支軍樂隊……還改變了中國封建的舊軍製，創立了一支由近代軍製和裝備編製的新建陸軍，為中國近代軍隊的發展開辟了先河；由駐紮當地的清軍開挖馬廠減河，引水種植的形美、味佳的“小站稻”，除作軍糧外，還轉運京都，供清宮食用，芳名遠播……勤學好問而又早慧的梁福來，從小就常聽大人們講述關於小站的曆史故事，上中學後，又主動看了不少有關的遺址、遺物和書籍，所以，他對小站的曆史知之較多、思考較深，並從中得到啟迪、受到教益、汲取力量，進而日漸樹立了如諸葛亮所寫“誌當存高遠”和唐朝李欣主張“男兒立身須自強”的積極向上有作為的處世思想。故而，要深諳梁福來這個寓高大於平凡的普通農民黨員的典型，就不能不闡述清楚小站往昔的重要史實。
“小站練兵”留青史小站地區東臨渤海，屬海防要地、京津屏障，加之地勢平坦，幅員遼闊，交通方便，人煙稀少，極宜屯田養兵，因此，“小站練兵”早已有之，非自袁世凱始。早在1576年（明朝隆慶元年），名垂史冊的愛國青年將領戚繼光，作為冀遼總督練兵戍邊、防禦倭寇入侵時，就在此專設“督司”，負責從山東楊家溝起，經小站，北至蘆台一段的軍事防務。沿途建村莊、設驛站，以盡快傳遞軍情。驛站大小，根據相距遠近設置，規定大站用10匹馬，小站用5匹馬，如，從馬棚口到上古林是大站，用10匹馬；而從上古林到此地（即與梁福來所在頭道溝村毗鄰的東西莊房村），是小站，則用5匹馬——而今的“小站”地名，即由此而來。這說明，430年前的小站一帶，已成為軍事要地。
清王朝建立後，封建統治階級，依靠八旗兵和繼起的綠營，統治了中國268年。然而，作為封建沒落政權的工具，業已落後時代發展的八旗、綠營，隨著封建製度的沉淪衰敗而趨解體。進入19世紀，八旗兵已名存實亡，到乾隆、嘉慶年間，綠營兵也迅速走向衰朽。待到鴉片戰爭時，已經是“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無紀律”了，遇戰即臨陣潰逃，無事就虛糜糧餉。而至太平天國革命發生時，則更是腐敗到“將帥惟耽安逸，養尊處優，以營卒為廝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錢糧，專事肥己”，平時浩浩蕩蕩的50萬大軍，“遇敵輒糜，潰不成軍”！為改變現狀，自19世紀60年代初葉始，在洋務派“求強”、“求富”的呼聲推動下，清政府曾對軍隊進行了一些改革。曾國藩於1861年（鹹豐十一年），命令其得意門生李鴻章到安徽原籍去舉辦團練，另募一支軍隊。經李鴻章精心籌劃，按“湘軍”營製加以改編，組成了另一支地主武裝，號為“淮軍”，周盛傳就是其中之名將。
1870年（同治九年）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調周盛傳率部北上，屯衛畿輔，翌年，又奉調移駐青縣馬廠。周部在新城修建炮台，並於新城經小站至馬廠140華裏之間，鋪墊了馬新大道，沿道設驛站，10裏一小站，40裏一大站。曆史的巧合是：同明朝戚軍那條路線設驛站時一樣，此時的這裏也正處於一個小站的位置。“小站”之名便叫得更響，且代代流傳下來。由於這裏得天獨厚的重要戰略地位，1875年2月，周盛傳又調到小站一帶練兵，稱“自強軍”，當地百姓則呼之為“盛軍”或“老盛軍”。盛軍在小站北側的潦水套，設“親軍營”，以此營為中心，周圍布設盛正（字）營、傳正（字）營、老左營等18座營盤，後來，每個營盤都演變成了現在的村莊。梁福來生長之地頭道溝，就與其北的黃營、其西的前營等村，耕地相連、近在咫尺。當年各營共駐有兵力18700人，這18座營盤與新城炮台遙相呼應，南扼歧口，東控大站，甚為險要。這新駐營地，因在鹽堿沼澤區域，故居人寥寥、商販絕跡，士兵購物，需去20華裏外的鹹水沽、葛沽等地，既不方便，也難管理。為此，周氏兄弟便在親軍營南側的小站沿馬廠減河築城為鎮，名之為“新農鎮”。然而，長期以來，因老百姓約定俗成的“小站”之名早已深入人心而一直沿用至今。當時城內設東西走向的“行營買賣街”一條，小商小販雲集於此，遠近的名商大賈也紛紛前來創實業，或設分號，小站的商業由此產生並日益繁榮起來。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清政府調“自強軍”到安東與日作戰中，盛軍全軍覆沒。
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清政府，屈膝投降地簽定《中日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一時間，朝野嘩然，“內外文章，爭獻練兵之策”，一致認為：小日本能打敗中國，皆因其軍隊新式，船堅炮利，清朝必須改革舊的軍製，建立新式陸軍。時任長蘆鹽運史的胡燏棻，在對上議奏中指出清軍的弊端：“攻守之法，又沿舊習，湘楚各軍，尚有以大旗刀矛為戰具者”，並再三申明自己的練兵主張。不懂軍事的胡，聘請對新政和練兵內行的寧波人王宛生為助手，製定練兵計劃，呈請京師督辦軍務處大臣恭親王、慶親王和榮祿批準，於是，在甲午當年12月，清廷即派胡燏棻到馬廠編練“定武軍”，次年9月轉駐小站。沿用盛軍營盤進行新法操練：裝備洋槍洋炮，分步、炮、工、騎四個兵種，總計4750人，聘請德國、挪威等西方人為教官，在組織、訓練、技術等方麵，都效仿西法創練。一切進展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