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
作者：王炳根
台北的陽明山現在是著名的旅遊景點與休閑避暑之處。蔣介石從大陸退至台灣之初，這裏不叫陽明山而謂草山，曾在這裏建過他的行宮，並將其改名為陽明山，我想，這既是讓其有了文化的涵量，紀念了他所推崇的明代大學者王陽明，同時，也回避了“落草為寇”之意吧。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規劃建設公園。也就在此時，林語堂受邀從美返台定居。這位自小在閩南山地長大並且形成了山地文化觀的幽默大師，自然是希望回到台灣有山地可居。蔣介石理解他，在以茶敘歡迎林語堂之前，便指示有關部門滿足他的願望，在陽明山近市區的半山間給其劃出一塊地，讓其建房安居，快樂生活。這就是今天位於仰德大道上的林語堂故居，也算是“兩蔣”時代的一個禮物、一份遺產。
相對於胡適、錢穆、蘇雪林而言，我當然更熟悉林語堂。這不僅是因為曾寫過《林語堂：生活要快樂》（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而且在大陸尋訪過他的足跡：福建平和阪仔——他的出生地，還有那片開始形成他的“山地文化觀”的山地；漳州薌城區（原屬龍海）——他的祖籍地建造的林語堂紀念館，並且不止一次來此與管理者交談；廈門鼓浪嶼——他上學的潯源中學，尤其是他與銀行家的女兒廖翠鳳成婚的那座別墅。記得我曾一個人來此拍照，獨坐林語堂牽著新娘的手走過的長長的台階上默想；還記得曾與一位在鼓浪嶼生活的畫家來此尋找林語堂當年的新房，這次我們從後門登上了這座斷垣殘壁的洋樓，踩著那嘎嘎作響的木板樓梯、白日也得借助昏暗的燈光才能走過的通道，來到林語堂位於後院右廂房的“新房”。九十年了，滄海桑田，當年盛極一時的漳州路四十八號銀行家廖悅發的別墅，“文革”中被燒毀，隻剩下一層的斷牆，現在連房主是誰都無人知曉了，何來“新房”？隻不過是一間高大的樹蔭下斑駁的木板間。這些尋訪都未見諸文字，倒是對他的出生地，我曾著一篇長文《林語堂的山地故鄉》，刊登在東北長春出版的《作家》雜誌上。
到了台灣，自然要來陽明山上探訪林語堂故居。據說，這座建於半山間的別墅，由林語堂親自設計。它以中國四合院的架構模式，結合西班牙的設計取向，融合成為現代感與古典美兼具的建築。藍色的琉璃瓦搭配白色的粉牆，嵌著深紫色的圓角窗欞，典雅而深幽。當我走近這座心儀已久的建築時，那個“據說”在我看來是不可信的，建築不僅體現的是美學，更體現著力學，而美學又建立在力學的支撐點上。林語堂的房子建在山坡上，力學的意義更不可小視，我當然知道林語堂的審美眼光，但我認為這座別致的建築，隻是體現了他的美學理念與生活觀念，而非親自設計。回大陸後查了一下資料，果然發現這座房子的設計師為台灣著名的人物——王大閎。此公先在英國劍橋大學主修機械，後改為建築，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所攻讀，受教於德國現代建築大師沃爾特·格羅佩斯與密斯·凡·德羅，與另兩位知名建築師貝聿銘和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是同班同學。王力閎的建築作品頗豐，其中還有後來的“國父紀念館”等。因為有這樣的兩位大師級人物的合作，才有了這道陽明山的風景。
現在我們就走進這道風景裏了。接待我們的是故居管理處主任蔡佳芳女士，而給我們講解的則是東吳大學勤工儉學的女學生。台灣的博物館基本不讓拍照，這裏也是如此，但由於我們是來自福建的同行，也就以默許的方式網開一麵。首先進入的是林語堂的書齋，讀書與寫作的地方。在《語堂文集》的書齋圖片說明中有這樣的文字：“林先生的書齋，寧靜、整潔、舒適。他每天清晨五時就走進這間雅致的房間裏，勤勉地讀書、寫作。等他再捉起煙鬥時，才發覺時光的流逝。”書齋與眾不同的是，林語堂的寫字台呈月牙形，據說是便於寫作時堆書與找書的方便，同時，也是為了閱讀時的舒適——他總是把腳架在抽屜上，背靠轉椅，讓自己處於仰躺著的舒適狀態。這隻有林語堂才會出此舉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閱讀時大多正襟危坐，就是胡適、魯迅輩學者，也不會有此妄舉。書房很大，寫字台隻占進門口一角，也與傳統的書房將書桌置於中心位置的格局有所不同。
林語堂從美國回台灣，比錢穆從香港來台灣早了兩年，兩位大學者、大作家來台定居，當為“兩蔣”時代複興文化戰略中的一項，所以都得到“兩蔣”的關照。林語堂回台灣前，在美國除《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這本暢銷書外，他的三部小說，《京華煙雲》（Momentin Peking）、《風聲鶴唳》（Leafinthe Storm）和《朱門》（The Vermilion Gate）也令美國洛陽紙貴，介紹中國和印度古代經典的《中國印度之智能》（The Wisdomof China and India）被美國的大學列為教科用書，但林語堂自己最偏愛的英文著作是曆時三年完成的《蘇東坡傳》（Thegaygenius）。不用說，林語堂在美國都用英語寫作，到了台灣，得回到母語的立場與中文的寫作上，這於他也不難。之前的一年，他曾應《“中央”日報》社總編輯馬星野先生邀請，開設“無所不談”專欄。其實，老蔣先生在世時，報禁與黨禁都在，怎麼能做得到無所不談？但林語堂談得還是很自由，從孔子、孟子到胡適、錢穆、蔡元培，從論罵人、論曲線、論躺在床上、論譯詩等等，談得好好的，就是不談現實、不談政治，這是他的聰明之舉。西語雲，不咬那隻喂食之手，這在當時成了他恪守的道德底線。但有時也會生出一些麻煩。比如那篇《論色即是空》，以及重新發表的舊作《“尼姑思凡”英譯》等，便引起一片嘩然，引佛教界抗議，尤其林語堂作為基督徒而非佛教信徒，更是被佛教界所反擊。再有一事是《紅樓夢》研究引起的。林語堂很早就在研究《紅樓夢》，他的小說《京華煙雲》頗受其影響，他還曾有英譯《紅樓夢》的打算。1951年胡適將他的十六回珍本《乾隆甲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請哥倫比亞大學做了三套顯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圖書館，一套送給翻譯《紅樓夢》的王際真先生，最後一套就是送給了林語堂。但他返台後發表的研究文章，尤其在論後四十回的真偽問題上，引來了眾多的質疑與反駁。那時，胡適先生業已作古，不然，也會站到林語堂對立麵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