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是一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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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康延
製作《盜火者》這部紀錄片及其衍生的這本書都不是喜悅的過程。中國眼下的教育可用千瘡百孔來形容，值此百多年來教育人口最稠密的困境和無奈中，四方良知，無不焦慮傷痛。原本歲歲蓬勃的行業，卻已一路僵化保守，既暮氣沉沉，又喧囂攘攘。教育從業者缺乏職業的榮譽、權益和自省，不比混沌的社會清醒，不比教室的孩子純淨，不比民國先賢的擔當，這如何是好？
曾有民國小城的小學校長不願本校統一校服，擔心增加貧窮孩子的家庭負擔;也有當代日本都市小學校長堅持統一校服，以免闊少比拚名牌。手法迥異，仁心相通。而近年有廣東省英德市教育局局長吃校服回扣連累近百校長沾灰。
一個人所受的教育，鋪開一個人的命運。有哲人說：世界觀對了，世界就對了。而教育則是讓你在皮膚上感知世界冷暖之前，在心靈上先搭起個世界觀的台子。
我上小學一年級時撞上“文革”，有一天，老師合上課本裏的“水石草木”，讓大家抄寫最高指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很快，所有課本前麵都有閃著光芒的毛主席頭像和語錄，包括數學、化學、物理都加上了革命的情節。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中小學校，揮完皮帶的紅衛兵跨上講台，我能感受到老師原本慈愛的眼神裏的憂傷迷茫。報紙上偉大領袖還以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裏的台詞調侃“老九不能走”。在西安南關小學和西安九中，我幾度看過老師自殺。一次，得知一位老師在廁所上吊，我趕去時他已躺在地上，一張床單下隱約透出蜷縮的身體。1966年到1976年，我的小學中學就這樣被敲鑼打鼓的各類最新指示和一張張各色床單裹挾走了。
我插隊廣闊天地的第二年，田野上一聲驚雷，恢複高考了。全知青點都扔下鋤頭鐵鍬不顧貧下中農老隊長的阻撓，回城急忙翻出滿落灰塵的課本，那一刻才體會到：書到用時方恨少，時代康複人已傻。1977年，我幸運地成為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1977級），從“農門”跳上了“龍門”。幾年後，許多“插友”招工回城，潦倒混日。至今想想那首《時間都去哪了》怎能唱得那般輕鬆？幾代人的青春被綁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上，猶如平地也要修大寨梯田般的荒誕。若無勞筋餓肚的一年下鄉，我斷難理解魯迅那句話的痛徹：“人生最痛苦的就是夢醒了無路可走。”
大學四年，燈火通明，三點一線。十年失學饑，一朝求知切。記得1978年初進校時，各大學都還有三年製的1975級、1976級工農兵大學生，那是諸如白卷張鐵生憑手繭、官員子弟憑關係、工農子女靠根正苗紅獲得的。他們很多人隻讀過小學，大學老師隻能從基礎課開始補了又補。77級這批壓了十年的學生，每夜教室刻苦，老師興奮得半夜過來輔導，說學校十多年沒這樣亮堂過了。那時，全社會崇尚知識，羨慕大學，“要把被四人幫耽擱的青春奪回來”。我們班有多位比我大近十歲的老三屆和出身“高成份”的家庭子女，當然，還有大量的農村貧困生。他們一步跨入西安城的大學，迸發的學習激情猶如黃河入壺口。之前，城鄉教育一樣赤貧無賴，均愚之下，混沌平等，用功的農村孩子也能脫穎而出，全然不像今日京滬教育資源一次次錦上添花，農村則一年年冰寒缺炭。此外，早年的高考，鮮有冒名替考、權貴後門、學校作弊等惡風。恢複高考實在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杆，撬動的是整個社會的風氣。鄧小平當年拍板不惜挪用印刷《毛選》五卷的好紙，去填高考試卷無紙可印的窟窿，後人再無此氣魄。一張紙見證了經濟的瀕於崩潰和教育的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