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警察的名聲其實還是不錯的，主要是因為金烏原來是個縣城，人口不多，大家七扭八歪的都能沾上點親戚關係或者熟人關係，而且此時的人心還算質樸，貧富懸殊也不大，市一級機關的首長也還有部分是騎自行車上班的呢，隻是畢竟是個縣城發展起來的地區，一下子要應付城市快速成長膨脹帶來的社會問題，還有些應付不過來，故而好多時候報警就是自討苦吃的代名詞，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啊，就像香港電影裏演的，大家都死光光了警察才出現。
阿梅聽朱雨露說她要去自首，情知也勸不住，隻得陪她一起去，結果接警的是操外地口音的年輕警察，一點也不麵熟。年輕警察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對朱雨露說：“都半個多月了，弄傷了人，怎麼現在才來？”
“同誌，不是這樣的……”阿梅見朱雨露一見著穿製服的就說不出來話，就想幫她把事情說清楚。
年輕警察瞪了他一眼說：“沒問你！等會兒有你說話的時候！”
那時代中國的老百姓對穿製服的有一種天生的敬畏感，即便是阿梅，也不能免俗，被這位年輕的警察一訓，再也不敢說話，隻得隔著值班室的玻璃看外麵走廊上進進出出的人，希望能找到個熟麵孔，可溜溜的十幾分鍾，愣是一個熟人也沒看見，心中暗暗的後悔該叫上父親一起來。雖說父親在建築公司當了一輩子建築工，但畢竟是土生土長，還真的認識不少人呢。
很艱難的熬完了訊問，朱雨露覺得自己都快虛脫了，不過總算還好，下麵該輪到阿梅了。不過阿梅畢竟是城裏孩子，又多讀過幾年書，無論是膽略還是邏輯能力，語言組織能力都強過朱雨露，再加上同樣的事件已經記錄了一遍，所以‘過關’很快。
做完了筆錄，年輕警察讓她們簽了字，又填了一張表，然後把筆往桌子上一扔說：“行了，你們回去吧，盡量少出門，有事及時和我們聯係，打110也可以。”
朱雨露一下子楞了，她原本是帶著坐牢的心來的，畢竟是人老實。阿梅也有點意外，雖然她知道有正當防衛這麼一說，但當時的情況確實也是朱雨露先提了菜刀追出去，而吳放歌也說過這件事很麻煩，所以當年輕的警察做出這個處理決定的時候她也楞了一楞。
年輕的警察見她們**，一直板著的臉上居然露出了一絲笑容說：“你們可以走了，派出所可不管飯。”
聽他這麼一說，阿梅和朱雨露兩人才如蒙大赦，連連道謝著出來。
這就是典型的經驗主義錯誤。阿梅和朱雨露見的世麵少，沒分析對情況並不奇怪，但是吳放歌在這件事情上也犯了錯誤，有時候多上幾十年的人生經驗也是個包袱，比如對警察的認知問題，吳放歌就犯了先入為主的經驗主義錯誤，他把二十年後對警察的看法帶回了二十年前，不出錯那才叫見鬼呢。
很多年後，有好事者對當時的警察進行了分類，一般的說四五十歲有個一官半職的警察最哪個啥，但是沒有職務的這個年紀的警察就比較好好說話，待人和氣，因為他處事比較圓滑，不會輕易得罪人；最張狂的就是年富力強的那一撥兒，有時候做事簡直就不計後果，做好的就是果斷、有魄力，做不好……那就不說了。至於二十郎當才加入警察的隊伍的年輕人，又分成兩撥，一撥覺得自己當上警察了，很了不起，做事很狂，走路都橫著；另一撥原本也是有理想抱負的，還沒有被‘沾染’，所以很有上進心和同情心，做事也講原則。阿梅和朱雨露的運氣不錯，遇到的是後者。
有了派出所的定論，兩個女孩安心了不少，但是還是不放心吳放歌那邊，可又怕他的父母過於擔心，不敢去金烏大學打聽太多，就就是時常不短的去他的出租房看看，順便這幫他把被褥洗幹淨晾幹，後來還是不放心，就把能搬動的家當都搬回阿梅家暫時存放著了。
兩個女孩心急如焚，吳恕文夫婦也整天的唉聲歎氣，雖然竇偉龍經常來安慰兩夫婦，可是他這個人很現實的，所有的資源都要等到看似對自己有利可圖的時候才會動用，所以也就是刷刷嘴皮子，想在吳恕文眼裏落個好印象而已。
阿梅對這件事可是真的上了心了，她在腦子裏把能幫上忙的人名梳了一遍又一遍，還把這事跟爸媽說了，可這兩夫婦都是當了一輩子工人，雖然人脈廣，可也都是些窮哥們兒，要不就是無權無勢普通機關幹部，勉強打聽個消息就已經是極限了，別的忙就再也幫不上忙。阿梅整天介愁眉苦臉，惹的男友也很不高興，有次急了，就說：“你那個同學不是救了一個官太太嗎？她怎麼不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