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勇：我在藝術上絕不妥協
音樂書屋
作者：紫茵
第一次在上海大劇院聽上海音樂學院2012新年音樂會，感覺很新鮮；更重要的是，“學院派”的新年音樂會，演出市場上鳳毛麟角相當罕見。“這的確是我們音樂學院第一次搞新年音樂會。今後可能要年年搞，爭取做成上海市的一個品牌！”張國勇肯定地說。曾經聽過他指揮N部歌劇、N場音樂會，還是第一次聽他指揮新年音樂會。他的親密合作夥伴、舞台陣容包括樂隊、歌隊、演奏家、歌唱家，全部由上海音樂學院師生組成。
這位留俄“海歸”指揮家，是目前國內音樂舞台上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上海新年音樂會結束的次日，他又將趕赴青島排演當地交響樂團的新年音樂會。這次訪談別無選擇，隻能安插在音樂會謝幕之後的午夜時分。張國勇仍沉浸在激情與興奮之中，滿麵紅光神采煥發，思維敏捷出口成章。
一個偶然：少年入門發蒙
“我大概是藝術經曆最特別的一個，在所有的國內職業指揮家裏麵。”怎麼講？“因為我並非出生音樂家庭，父親母親沒人幹這個。因為我十三歲才開始學習音樂，原先連簡譜都不識。” 張國勇坦言，清澈雙眸深透見底。
其實，從小他就非常喜歡音樂，喜歡唱歌，喜歡表演，“所有樣板戲，一個一個全部背下來”。十三歲進了上海“五七”音樂訓練班，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有人提出了，學音樂的孩子，是否一定要‘子弟兵’？”這個非“子弟兵”，本來並未入班主任的法眼，有個同學是第一人選，誰知，老師看好的苗子，還沒上考場倒自己嚇回來了，這才輪到張國勇頂上去。從此，開始接受正規係統的音樂專業教育。
“我們那個時候，哪像現在的學生這麼幸運啊！”工宣隊成天在校園裏巡邏，“所有外國經典不能聽、不敢聽。聽《梁祝》唱片也要偷偷地、悄悄地躲在琴房裏，同學輪崗放哨，有了動靜趕緊發出信號……”新奇、緊張、神秘、刺激，張國勇一輩子忘不了，第一次聽全《梁祝》以後強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他情不自禁閉上雙眼揮舞雙臂，美妙音樂激發了少年蟄伏的潛能，“將來，我一定要指揮這樣的經典作品！”
提及中國指揮“教父”恩師黃曉同，“所有弟子裏，我對他最了解。”張國勇說，黃教授是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留俄學生裏最年輕、最聰慧的人才。“黃曉同的指揮毫無任何花裏胡哨的東西，中國指揮家最‘真’的就是黃曉同！”張國勇說，在藝術上決不妥協，堅持追求完美；清高風骨、不甘媚俗，這些都是在黃教授身上學到的做人、從藝的真諦。張國勇看得很清楚，恩師的學術立場、審美追求毫無任何功利，“這非常難能可貴。他的教誨銘刻在心：音樂不是表現自我，而是表現音樂。現在，視覺聽覺全方位展示很潮流。黃曉同則是音樂界非常珍貴的‘老古董’，他的價值，將隨著時光流逝，越來越真正體現出來。”
一個自覺自省的人，從一片褒揚喝彩中能夠辨識接受批評之聲。“我會自己找上門去討‘罵’，真不能隻聽好話啊，好話聽多了，人會飄飄然、昏昏然。”他們這些學生也都五十多歲的人了，黃先生見了麵還是要批評。“聽他的批評比聽人的吹捧，舒服！這些批評就像‘清醒劑’，他會讓我馬上冷靜、沉靜。”黃先生身體和精神狀況好的時候，張國勇也會請他到係裏給現在的學生講講課、聊聊天，點評點評，“這些話，他們上哪裏去聽！什麼叫‘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學生很歡迎，先生很寬慰。
張國勇說，在上海音樂學院指揮係本科學習階段，他受黃先生影響最深、獲益最大：一是治學嚴謹，二是注重結構。張國勇認為，精確掌握作品結構，求得合情合理合法度、有根有據有邏輯的結構感，這是指揮藝術的最高境界。
一種必然：青年出國深造
眾所周知，莫斯科國立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授予張國勇博士學位那年，他三十九歲。他的導師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大名鼎鼎。“我和‘老羅’結緣絕非偶然，那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以後必然的理性選擇。”因為受黃先生深度影響，張國勇在欣賞音樂和處理作品時，總會順其自然地格外注重指揮家的結構感。“聽來聽去、比來比去，還是老羅最好。他，太有才了！”羅日傑斯特文斯基的“豐功偉績”，張國勇絕對如數家珍：“我當時還不知道他就是阿諾索夫之子。但我知道他十九歲就任莫斯科大劇院首席指揮！”這位中國留學生拜在門下時，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已經六十六七歲了，名副其實的老羅。“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非常清高自負，非常智慧幽默。他的學問太大了！一個因學問而贏得尊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