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贈梁漱溟書杜詩
藝林漫談
作者：鍾叔河
前些時在報上見到羅孚在香港去世的消息，雖知他比我還大十歲，已是九十四齡高壽的人，仍覺晨星寥落，不勝傷感，尤其在重讀他這封來信之後：
“叔河先生：您好！去年蒙您惠贈尊編《周作人散文全集》，迄未致謝，深以為歉。現趁友人吳承歡兄來長沙之便，特托其帶上敝鄉先賢梁漱溟先生書法一幅，聊表謝意。此為四十年前在陪都重慶獲梁先生賜贈，敬以轉贈先生，聊表謝意。尊編知堂老人全集，精美完備，應為讀者深所愛重，得蒙惠贈，深為感謝！拖延年餘，今始言謝，失禮之至，敬請諒之。去夏中風，雖獲痊愈，現仍行動不便，匆匆敬祝秋安！羅孚敬上。二零一一年十月。”
從字跡和文句上都看得出，“去夏中風”對他的打擊，的確是十分嚴重的。比如說，梁漱溟的字是“民國卅七年”即一九四八年元旦寫的，到二零一一年十月應在七十三年前，信中卻寫成了“四十年前”，“聊表謝意”也一連講了兩遍。
遭受了如此嚴重的打擊，羅孚仍念念不忘給他寄《周作人散文全集》的事情，不忘托友人將梁漱溟寫贈他的杜詩條幅帶來長沙轉付於我，這真是最後一番難得的情誼啊！果然，不到三年，羅先生就長逝了。
其實我和羅孚一九八七年才認識，那是在北京範用家。我剛以嶽麓書社名義在《光明日報》上廣告：“人歸人，文歸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過是另一問題，其書的主要內容是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進行反思……今之讀者卻不可不讀。”接著便開始印行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編出了《知堂書話》《知堂序跋》……這次去範用家，也是為了和徐淦見麵，向他請教紹興的風土和名物，解決箋釋《兒童雜事詩》的疑難。徐淦是範用叫來的，其間又來了“史林安”，也對出周氏的書極感興趣。後來才知道，這“史林安”便是羅孚“留京十年”使用的化名。好在他雖然“留京”，還能作文訪友，還能談周作人……
後來他便去了加拿大，最後又還是回到了他久居的香港。他是五六十年代香港中資報紙的總編輯，周作人在香港發表的文章，包括著名的《知堂回想錄》，原稿都是經由鮑耀明先生和他的手發出的，最後也都保存在他二人手裏。我出周氏的集外文和散文全集，多虧了鮑、羅兩先生大力相助。所以，寄送樣書給他們，乃是理所當然之事，本來不必言謝，更不必回報的。《知堂回想錄》的手稿，他曾有意交我保存，以為這樣最有利於出書，我說還是交周氏後人為好，不知為何後來卻給現代文學館了。
梁漱溟書“江月去人”這首杜甫七絕已在他“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之後，正在重慶辦他的“勉仁書院”。但毫無疑問，他仍是中共的“統戰對象”，所以才會有“寫杜詩為承勳鄉兄之屬”這回事（羅孚原名羅承勳，與梁漱溟為廣西同鄉）。詩雲“風燈照夜欲三更”，不錯的，民國三十七年元旦的重慶正在“長夜難明赤縣天”的黑暗裏。一年過後，戰犯求和，再過九個月就“一唱雄雞天下白”了，梁漱溟當了全國政協委員，羅孚則去香港創辦《新晚報》，都挺忙的。又過了三年多，國內開始“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此後羅孚跟梁漱溟應該不會再有什麼聯係，但精裱的條幅仍然在羅家保藏著。梁先生一九八八年才去世，此時羅孚仍然“留京”，但他們想必更不會聯係了。文人遇合，總難免被時代潮流播弄，梁羅兩先生俱已成古人，條幅體現的這樁文字因緣卻還留在我這裏，思之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