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自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1956年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批判運動連年不斷，肅殺的板斧已欲掄起，但是大多數中國人民，包括知識分子，由於剛剛擺脫三十多年的戰亂和殖民地的屈辱，無比珍視久違了的統一、獨立、大規模的建設局麵。他們尚未感覺到這些政治運動會殃及自己，也料想不到一個更大規模的整肅運動會接踵而至。他們在自1949年到1956年這一相對安定期裏，滿懷熱情和信心，建設著一個新的中國。“建國文學”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形成。
由何其芳的抒情詩《我們最偉大的節日》，胡風的抒情詩《時間開始了》，趙樹理的短篇小說《登記》、長篇小說《三裏灣》，老舍的三幕話劇《龍須溝》，王蒙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曹禺的四幕話劇《明朗的天》，徐懷中的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瑪拉沁夫的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上），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等構成的“建國文學”，表現的是統一、獨立、建設“三位一體”的思想。歌頌結束幾十年內戰而實現了的國家統一：我祖國的疆域是多麼廣大：北京飛著雪，廣州還開著鮮花。我願意走遍全國，不管我的頭將要枕著哪一塊土地睡下。（何其芳《回答》）表現中國人民擺脫半殖民地的屈辱，獲得獨立之後，精神上站了起來的現實，奏出了民族主義強音：“美國人為什麼要那麼慷慨呢？我看強盜不是隨便發善心的。…‘文化侵略是他們最惡毒的辦法，那是攻心，叫你成為自己的敵人。”（曹禺《明朗的天》）建設是“三位一體”思想的中心。“建國文學”反映了建國初期熱火朝天的社會建設局麵和強烈的建設思想。《三裏灣》呈現的是一幅農村建設的圖畫。《青春萬歲》表現的是準備投入建設事業的熱情。而以《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為代表的“幹預文學”，則主要是暴露幹部中存在的有礙於建設事業發展的不良作風，表現關於人及人與人關係重建的思想。
“建國文學”這種強烈的建設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於階級鬥爭理論和長期的階級鬥爭現實的告別，而與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一脈相承。階級鬥爭學說是一種外來文化，它並非由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自然產生。它給中國帶來的是動蕩、紛爭、內戰——這決不是社會發展的正常狀態，也決不是作家給社會提供的“家園”。
因此，《三裏灣》描寫的是先進與落後的矛盾而不是階級鬥爭。當時有人批評《三裏灣》不寫地主破壞，忽略了敵我矛盾，趙樹理理直氣壯地說：就是沒有發現嘛！“建國文學”體現出的務實精神、人格理想以及倫理關係，都沒有表現為與傳統文化的衝突，而是承繼。建國初期，畢竟尚未開展大規模的批孔運動，尚未開展全民性的階級鬥爭，尚未發動全國性的“內戰”，尚未給社會造成結構性的破壞，中國人民是按照自己的文化理想來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表現為穩健、寬容，與中華傳統文化呈交融、互補狀態：《三裏灣》中的王金生，作為建國初期農村幹部的思想品質，與儒家“修平”人格一脈相承；《青春萬歲》表現出健全的人格理想；《我們播種愛情》描寫濃鬱的西藏雪域文化，表現了中華文化的異彩紛呈。
“建國文學”雖然滿身的稚氣，且又曇花一現，但它卻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堅實的基點、永久的“精神家園”。日後，“傷痕文學”將它當成精神支柱，“反思文學”將它當成銜接的起點。《班主任》中的張老師，王蒙小說中的布爾什維克主人公，張賢亮筆下的許靈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金東水、許秀雲……“建國文學”精神支持他們度過了“大災難”，“大災難”過後他們便立即著手實施建國初期的建設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