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日後說道：“二十歲的時候，生活和文學對於我像是天真爛漫、美好純潔的少女，我的作品可說是獻給這個少女的初戀的情詩。”《青春萬歲》就屬於王蒙獻給新生活的“初戀的情詩”。小說女主人公楊薔雲在男朋友處看到的小說《初戀》是一個象征。
青春的、未來的思想是“建國文學”的深層主題。和“明天的三裏灣”一樣，一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總在《青春萬歲》中躁動。
梁漱溟1950年對建國初期社會表示認同，依據的就是東方的悟性哲學。他從不靜止地描繪一個民族“沒來由沒趨向”的“呆板的麵目”，而是要描繪其“活形勢”。他於1950～1951年問說道：“過去若幹年我們一直是走下坡路，今後將走上坡路。”
“建國文學”以趨勢性的真實描繪了建國初期的“走上坡路”的中國社會生活，這是擁有“未來”的社會生活。1955年秋天，薩特和波伏瓦一同訪問中國，曆時一個半月。所到之處，人們總對他們講三件事：過去如何，今天如何，再過十年、二十年此地又將發生何等重大的變化……薩特發現，每當中國人談到未來遠景時，他們臉上立刻煥發出希望、自信、決心和毅力的光輝。訪問結束前夕，11月2日他應邀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我對新中國的觀感》，中心思想是“中國是屬於未來的”。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移居海外的張愛玲。她的長篇小說《秧歌》（1954）描寫大陸農民分得了土地之後，在豐年裏仍然吃不飽肚子，反而不如從前的災年。在翻身農民的秧歌中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慘傷”，土改後的社會變革成了“時代的沉落”。張愛玲用1947年的鄉下體驗和海外的道聽途說編織1952年的大陸生活，違反了曆史真實。這不是技術上的失誤，而是麥卡錫主義控製下的美國“新聞”機構“授權”的結果。
文化建設也是“建國文學”的建設主題的重要內涵。
《登記》是配合宣傳婚姻法的，是趙樹理“問題小說”的新的典範。婚姻法春天公布，《登記》於春夏之交寫出。小說中的矛盾的解決是以婚姻法的公布為契機。“政府解決”模式增添了“政策”、“法律”的一層含義。《登記》形象地表現建立在感情—愛情基礎上的自由婚姻的合理性。小說結尾寫道：“大家都說這種婚姻結得很好，都說：‘兩個人以後一定很和氣，總不會像小飛蛾那時候叫張木匠打得個半死！’”
《龍須溝》中的溝臭、溝清反映的是社會的渾濁與清明。劇本歌頌的是民主、平等的新生活。龍須溝人內心長期的壓抑得到了疏導。
他們不約而同地說新社會是“好人抬頭”，是“人人都一邊兒高”。
《青春萬歲》的主人公們為建設所做的準備實質上是對自己的全麵發展，從而表現了作家關於人的全麵發展的思想。它不培養“光靠熱情、口號”的“空頭政治家”，也不培養隻會讀書而“不會做人”，“隻關心分數，不關心靈魂；隻關心自己，不關心大家”的所謂的“個人主義者”。它主張：“不單給年輕人以建設祖國的本領，而且燃燒他們的心！”使他們具有“高尚的靈魂和強大的力量”。
《青春萬歲》表現了作家關於社會主義“新人”的理想。這種“新人”結束了人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實現了二者間的“和諧”。“功課愈好的學生，往往毛病愈大”——這種不和諧狀態一度令鄭波感到“惶惑”。她提出：
非……這樣不可麼？也許解放前事情是這樣的，現在，為什麼不能使一個人發展得挺完滿呢？
康濯（1920~1991）的短篇小說《春種秋收》（1954）可謂《我的兩家房東》（1946）的姐妹篇。小說通過一對普通的農村青年在整個“春種秋收”的勞動過程中建立愛情的故事，反映了農村青年如何將個人前途融入新農村的建設事業。作品節奏和諧，氣氛歡快，是建國初期農村新風尚的讚歌。
陸文夫（1928～2005）的《小巷深處》（1956）描寫了一個在舊社會做過妓女的紡織女工在新社會重新做人並且人生目標得以實現的故事。通過小巷深處的這朵小花的重放，表現了新社會的春風和陽光，在人的命運意義上肯定了新的生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