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忠實於現實，依據現實生活的真實理解流行的理論。這種“寫真實”的現實主義原則構成了對於階級鬥爭理論模式的抵製。在極“左”思潮占統治地位的年代，表現出可貴的正直、勇氣，盡可能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作家獨立精神。研究者認為，趙樹理是我國覺察“左”傾錯誤最早，而且反抗力度最大的少數人之一。1963年在作協黨組學習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議》（即“前十條”）的擴大會議上，他堅持自己對農村問題的看法，批評“把任何問題的原因都反映為階級鬥爭”是擴大化傾向，堅持認為“老區的地主富農已經不起多大作用，農村困難的根源不在階級鬥爭，而在於幹部作風和如何真正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他隨即在《賣煙葉》（1964）裏描寫賈鴻年假稱自己讓人掏了腰包來欺騙恩師李光華，讓李老師在這子虛烏有的論據上對賈鴻年發出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教導：“唉！這都怨你沒有真正尊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話，黨中央和毛主席不是多次提醒大家說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還存在著階級鬥爭嗎？”《賣煙葉》這一情節的設置，是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嚴酷年代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尖銳批評。趙樹理在任何處境下，都代表著中國作家行使著對不良社會現象進行批評的權利。
“幹部問題”是趙樹理建國前後作品一脈相承的主題。民事主任和新政權中的舊惡霸金旺、興旺（《小二黑結婚》）、惡霸地主的走狗劉廣聚、蛻化變質的陳小元（《李有才板話》）、投機革命的流氓無產者小昌（《邪不壓正》）屬於同族。《登記》掀開了建國後幹部主題的新篇章，開辟了建國後的“趙樹理方向”——作家選定的方向。
趙樹理經曆了晉察冀農民革命鬥爭生活，參與了新政權的建立過程。建國後，他感到自己是新社會的主人，表現出強烈的責任感。
他看到現實生活中“村幹部沾染舊作風，是個普遍現象”。繼批評以權謀私的民事主任之後，在《三裏灣》裏塑造了“翻得高”幹部範登高，在最後完成的作品《十裏店》（上黨梆子，1965）裏以無比痛恨的心情揭露了幹部的特權問題：“土改後本應該步步如願，卻不料這幾年情況倒顛”，“不勞動修下了新房大院，勞動的住的是破瓦碎磚；不勞動每日裏穿綢擺緞，勞動的常常是少吃無穿”……敢於揭示現實社會的矛盾，是趙樹理堅持“寫真實”的現實主義品格的主要體現。
趙樹理對翻身忘本的幹部非常厭憎，對隻顧個人發家的農民也持批評態度。《楊老太爺》（1962）中的國家幹部鐵蛋在1947年裏說：“供給製幹部要什麼錢？當幹部又不是做生意！”就像這裏的寫作時間與主人公表述思想的時間相隔了許多年一樣，趙樹理的思想也長期停留在“供給製”那裏。質樸尚儉的三晉文化培養了趙樹理的“高意識”。他不僅自己公而忘私，也要求別人公而忘私。他輕家庭、重社會。在他看來，大家都拆除籬笆，實現集體化，就可以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了。因此，他將發家致富的想法和行為寫成自私、落後。就是在1958年創作的《鍛煉鍛煉》裏，他仍將所謂農民的自私、落後現象同集體化的矛盾當成社會的主要矛盾，仍像《三裏灣》一樣將所謂落後的農民寫成喜劇人物。《鍛煉鍛煉》是趙樹理思想最為混亂的作品。它缺少靜觀冷思，而“趕”在這裏造成敗筆。
但是，由於趙樹理忠實於“寫真實”原則，《鍛煉鍛煉》既沒有套用階級鬥爭模式，也沒有塑造理念化的“新人”形象，更沒有歌頌“大躍進”的狂熱，小說在所謂“先進”與“落後”矛盾的模式裏，描繪了一幅被稱為“先鋒社”的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混亂圖畫：“快上凍了，婦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來，花稈拔不了，牲口閑站著，地不能犁”；為了填飽肚子，全社有一半女社員順手牽羊地偷社裏的莊稼，有些婦女隊長也偷過；老資格的社主任王聚海是個“和事佬”，而年輕的副主任楊小四趁主任外出開會之機以“送法院”相恫嚇的方法，迫使女社員中“兩個自私自利的頭子”在“整風”運動中做了徹底“坦白”。作為“問題小說”，《鍛煉鍛煉》的“解決”仍是依靠現行政策，即通過1957年秋末的“全民整風辯論”，達到以整風促生產的目的，而其“問題”則是嚴峻的生活真實。這些紛亂的問題客觀上表明了以急劇的所有製改造為實質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並非真的就是一片‘豔陽天’和一條‘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