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鎮》恪守“民以食為天”的思想，重視百姓的“油鹽柴米”，而將“鬥爭和運動”視為其對立麵。作品堅信前者恒久，後者短暫。
小說中擁有最為清醒的意識的人物是秦書田，他內心嚴肅真減，外表玩世不恭，去挨批鬥就像去出工一樣。他的樂觀精神在於他深信：“世界很大，天長日久啊。而且世界的存在也不能隻靠搞運動，專門搞鬥爭。天底下還有許許多多別的事情。”他的“生命之歌”點燃了蘊藏在胡玉音身上的生命之火。古華描寫生命時表現出的火暴勝過其對立麵——“鬥爭和運動”的暴烈。秦穀軍的誕生意味著健康和生命戰勝了病態和死亡。王秋赦吊腳樓的坍塌象征著極端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傾覆。小說結尾由瘋子王秋赦襤褸的衣衫前襟上掛滿了金光閃閃的像章，聲音淒涼地叫喊著“五六年又來一次啊一一”，則是有力地宣布：“瘋狂”的時代已被徹底埋葬，這種叫喊隻不過是其殘留在人世的“尾聲”。
王蒙力求使他的小說成為“時問運行的軌跡”。他的小說中的曆史反思則形成了一個“風雲三十年”運行的軌跡。在當代文學中，《布禮》（1979）最早地展現了少年布爾什維克出身的主人公在自1949年到1979年問所有重要——或者嚴重年份裏的內心活動，構成了一個曆史運行軌跡中的心靈的曆程。
高曉聲（1928—1999）的《李順大造屋》（1979）以短篇篇幅，通過一個普通農民辛酸的造屋史，濃縮了近三十年中國農村的曆史，展現了中國農民可憐的生存狀態史。
方之（1930～1979）的《內奸》（1979）從更早的1942年寫起。
主人公是一位商人，他在四十年的時間裏，曆經新四軍抗日、日本侵略者鐵蹄踐踏中國、國民黨統治、新中國建立、“文化大革命”爆發，曆盡人世滄桑，在曆史反思的堅實基礎上，思考了誰是“真共產黨”、誰是“假共產黨”這一重大問題，揭露的鋒芒直指林彪、“四人幫”和“幫四人”，指出他們就是“內奸”。方之依據自己早年做地下工作的體會，寫出了這些“內奸”起到了外部敵人所起不到的破壞作用。
李準（1928～）的《黃河東流去》（1979～1984）標誌著作家創作道路的一個新的轉折，即如作家自己所說的，從一向的“配合政治運動的寫作，轉到研究我們整個民族的命運、個性和文化傳統上”（李準：《文學語言及其他》）。作品通過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原黃泛區人民在水、旱、蝗、湯四大災害逼迫下形成的大流民、大遷徙的描寫，著重從倫理、道德、品質、情感以及整個精神、文化的深刻層麵，展示中華民族賴以度過苦難的堅韌的生命力，在探討反思中尋找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這是具有“尋根”品格的曆史反思。
李準在卷首寫道：《黃河東流去》“不是為逝去的歲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時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們這個民族賴以生存和延續的生命力量”。
《黃河東流去》從赤楊崗村七戶農民家庭的悲歡離合著筆。作家在作品中指出，中國的家庭結構是如此牢固，這可能是中國強大生命力之所在（第8章第3節）。這種生命力又是與土地密不可分。作品中的七戶農民都深深地熱愛著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不管流落到哪裏，他們都緊緊地貼附在大地上。他們堅忍不拔，富於智慧，講情義，重倫理。作品在這些普通人身上挖掘出我們民族最可寶貴的道德品質、意誌力量和美好的精神世界——這一切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曆史長河哺育的，幾千年曆史文化熏陶的，是中華民族生命力之所在。作家在民族災難史中尋找民族生存的力量，表現了對民族生存發展的堅定信心，對剛剛經曆了十年“浩劫”的中國人民，是有力的鼓舞。
反思文學中的“曆史”具有明顯的多重性質。它既描寫多災多難的年代，又描寫朝氣蓬勃的“早年”和獲得了轉機的“今天”。結束了漫長的充滿極端的階級鬥爭的曆史，國家及時地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軌道。“反思”作家們敏感地發現了社會生活中“並沒有忘懷嚴冬但畢竟早已跨越了冬天的春之聲”。他們是在恢複了生機的“今天”去回顧夢魘般的“昨天”，展望美好的“明天”。反思文學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屬於理想的現實主義。
對幹群關係問題的反思
在建國後的曆史運行軌跡中，包含著一個幹群關係變化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