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的眼》寫正在告別“過去”的“今天”，寫朦朧中的清晰，屬“正在進行式的小說”；而《蝴蝶》便有了“今天過去式”。張思遠1979年欣慰地感到：“我們企盼過的，我們應允過的，我們拖欠過的，我們損害過的，終於我們要漸漸兌現了。我們總算學會了一點兒東西。”張思遠“複出”後，全然沒有像冬冬預料的那樣“先殺一批”，沒有實行“反報複”，而是從極端的“階級鬥爭”噩夢中走出來，使“建設”成為“今天”的最強音。他心裏安然些了。“他並沒有忘記使自己的工作對人民、對山村、對老張頭和拴福大哥更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有比現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現在的作法更對人民有利的作法……”1979年問世的鍾亦成的信念還僅僅屬於追求；1980年張思遠的信念就已開始化為現實。比起《布禮》，《蝴蝶》的主人公在“故國八千裏，風雲三十年”大跨度內馳騁的意識，有了一個輻輳點，有了豁然開朗的“今天”。王蒙就是小說中在尋找的第一個歌唱春天的雲雀。他的小說總是首先成為標誌出“時間運行的軌跡”的裏程碑。《蝴蝶》裏已經有了“春天”的物象：“鄉親們繼續招待，胃和頭腦一起進行社會調查。豆腐和粉絲，果酒和老醋，全部是自己的副業。鮮雞蛋，鹹雞蛋，鬆花蛋和臭雞蛋，動物蛋白和零花錢都在增長。黍麵油炸糕蘸蜂蜜，這是山裏人最好的甜食……”《蝴蝶》已包含了《春之聲》“序曲”。
張思遠立足於今天，回顧中國的昨天，“展望明天”時，心裏有了底氣。他有了明確、堅定的使命：讓大家都過上文明和富裕的生活。
心裏裝著秋文的忠告和期望，坐在歸途的飛機上他感到“比任何一隻蝴蝶都飛得高得多”。隔著舷窗注視神州大地，他如醉如癡。他悟道：“不管它飛得多麼高，它來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無論人還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兒子。”張思遠的曆史反思終於實現了一次頓悟。
《蝴蝶》是王蒙反思小說的“頓悟篇”。開悟的張思遠，其精神世界無比清明、透徹。小說結尾描寫他洗了澡的感覺：“洗過澡以後人們輕盈得就像蝴蝶。”“蝴蝶”是他頓悟的契機，也是結果。“蝴蝶”升華為象征，一個具有整體意義的象征。
王蒙獨特的經曆使他獲得了獨特的關於社會和人生的體驗。他將其同時注入張思遠與“海雲—秋文”這一對相對對立的人物身上，產生了感人人微的力量。小說以執政者張思遠的自省為敘述角度，在相對對立的人物關係中產生一種融合的力量。《蝴蝶》發出的是融合的聲音。社會融合的理想既是王蒙寬容精神的自然表現，又是王蒙小說的一個潛在的創作動機。張思遠的自省是對於呂師傅所發出的融合聲音的響應。
《悠悠寸草心》（1979）中的呂師傅是披上了理發師職業外衣的作家主體——“我在省委第一招待所——最初，對外叫作光華飯店——的理發室工作，已經快三十年了”。王蒙將“風雲三十年”聚斂在呂師傅的理發室裏——“小小的理發室也反映著人生的滄桑，何況到這裏來整容的頗多頭麵人物。”小說以呂師傅的角度敘述了三十年來執政黨作風的變遷，其著眼點在於“今天”：受到過群眾保護、肩負著人民的期望的唐久遠夫婦“複出”後滋生著製造特權的不良作風，麵臨著嚴重脫離群眾的危險。唐書記夫婦的“後院”被暴露無遺。小說使用了幽默這一富有智慧的哲學形式，諷刺了堂堂皇皇後麵的畸形與可笑的東西。這種含著眼淚的嘲笑不是對唐書記夫婦的苛責、聲討，而是懷有期待的溫和的批評。如作家所說：“尖酸刻薄後麵我有溫情，冷嘲熱諷後麵我有諒解，痛心疾首後麵我仍然滿懷熱忱地期待著。”
小說在革命的尊嚴被“造反派”屙在理發室本是貯放熱毛巾的保溫桶裏的糞便和蛔蟲玷汙淨盡的年頭過後，在百廢待舉、積重難返的現實麵前，發出一種寬容、協調的聲音，對於改進執政黨的作風，表現一份期待，一份“悠悠寸草心”。
王蒙的小說強烈地透露著作家的社會使命感。這種使命感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傳統一脈相承。自古以來，中國的“士”階層就不屬於某階級。它是“階級融解下之產物”，其使命是“力促階級之融解”。《悠悠寸草心》和《蝴蝶》先後從普通老百姓角度發出呼籲，從執政者角度做出應答。一呼一應，彙成一種調和的聲音。
它意味著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社會分裂狀態的結束，正在實現的是通過建設逐步形成社會的協調與統一。在王蒙筆下，呂師傅、唐久遠、張思遠、海雲、秋文、拴福大哥……都是自家兄弟。
民族篇：《相見時難》
在《相見時難》（1982）裏，少年布爾什維克出身的主人公翁式含的心靈和信念在“新時期”裏經受了一次新的考驗，這是在經濟遭受長期內亂破壞剛剛過後，中國與西方生活水平形成巨大落差麵前的考驗，“開放”麵前的考驗。
美籍華人藍佩玉回國帶來的衝擊考驗著小說中的各式中國人：領導層裏的“風派”人物孫潤成又隨“風”倒；社會渣的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