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占鼇、戴鳳蓮的美學特征在於：與冷支隊之間體現著美醜對照，而他們自身則屬於“化醜為美”。莫言讚美他們身上原始的生命力量，愉悅、狂歡的生存狀態。作品將此化為火焰般的“紅高粱”意象，屬於“爺爺”、“奶奶”的意象。
“紅高粱”布滿作品，照耀作品。它體現著天地之間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動，凝聚著偉大民族的血脈、魂魄。“奶奶”和“爺爺”在生機勃勃的高粱地裏相親相愛，還他們以青春和新的生命，給他們以愛情的狂歡，“父親”官兒可以說是秉領天地精華而孕育，是痛苦與狂歡的結晶。高粱地也是抗敵的青紗帳。他們在這裏隱蔽自己，消滅敵人。此時，“每穗高粱都是一個深紅的成熟的麵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個壯大的集體，形成一個大度的思想”。他們和侵略者的衝突處處表現為“紅高粱”和“非高粱”的對立：
河上隻有一座小木橋，日本人要在河上架起一座大石橋。公路兩側，好寬大的兩片高梁都被踩平，地上像鋪了一層綠氈。河北的高梁地裏，在剛用黑土弄出個模樣的路兩邊，有幾十匹騾馬拉著碌碡，從海一樣的高梁地裏，壓出兩大片平坦的空地，破壞著與工地緊密相連的青紗帳。騾馬都有人牽著，在高粱地來來回回地走。鮮嫩的高梁在鐵蹄下斷裂、倒伏，倒伏斷裂的高粱又被帶棱槽的碌碡和不帶棱槽的石滾子反複鎮壓……
父親告訴過我，王文義的妻子生了三個階梯式的兒子。這三個兒子被高粱米飯催得肥頭大耳，生動茂盛。有一天，王文義和妻子下地鋤高粱，三個孩子在院裏玩耍，一架雙翅日本飛機，嗡嗡怪叫著，從村子上空飛過。飛機下了一蛋，落在王文義家的院子裏，把三個孩子炸得零零碎碎……餘司令一樹起抗日旗，王文義就被妻子送去……
夕陽西下，汽車燒畢，隻剩下幾具烏黑的框架，膠皮軲轆燒出的臭氣令人窒息。那兩輛未著火的汽車一前一後封鎖了大橋。滿河血一樣的黑水，遍野血一樣的紅高粱。
“爺爺”、“奶奶”們奮起保衛的是“紅高梁”。“紅高梁”使他們戰無不勝，“紅高梁”令他們演出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紅高粱”
就是他們的生命形式。“奶奶”把林餅送到伏擊地點，被日軍子彈擊中倒在血泊中，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對這樣的人生不盡地讚美，留戀，心滿意足。她感念道：“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梁般充實的生活。”
敘述者同“爺爺”、“奶奶”隔兩代。作品在謳歌幻想中的遙遠的過去時，不斷地流露“我”的自責，與“、洮成血海”的紅高梁相對照，把“今人”悲哀地化作“雜種高梁”：
我反複謳歌讚美的、紅得像血海一樣的紅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衝擊得蕩然無存，替代它們的是這種秸矮、莖粗、葉子密集、通體沾滿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樣長的雜種高粱了……
雜種高粱好像永遠都不會成熟，它永遠半閉著那些灰綠色的眼睛……它們空有高粱的名稱，但沒有高粱挺拔的高稈；它們空有高粱的名稱，但沒有高粱輝煌的顏色。它們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靈魂和風度。它們用它們晦暗不清、模棱兩可的狹長臉龐汙染著高密東北鄉純淨的空氣。
作家的悲哀所在是“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都市文明帶來的人性的異化。《紅高梁》回憶“爺爺”、“奶奶”的血氣方剛、似錦年華，以“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緬懷先人在於激勵後人，重新發揚“紅高粱精神”，實現生命的複壯。《紅高梁》的激情在於為民族“招魂”。
與英雄的紅高粱家族相比照，莫言在《紅蝗》（1987）裏推出一個吃草的家族，作品描寫這個家族縱欲、亂交等醜惡不堪的行為。紅高粱家族生命的狂歡表現為民族氣節，集“個性解放的先驅”和“抗日英雄”於一身。《紅蝗》表現為極度地縱欲，一味地破壞——以“極度的縱欲”破壞“極度的禁欲”，以故鄉農村自然的生存狀態給現代都市文明注入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