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光（1942～）的短篇小說《鄉場上》（1980）中偏僻而恒久的山村鄉場是中國農村的縮影，社會心理演示的舞台。兩家孩子吵架，需要馮幺爸當場作證，聚光鏡一下子對準他，他成了梨花屯鄉場上這出正劇的主角。官司雙方中的一方是鄉場上食品購銷站的會計，賣肉的。在那長期的階級鬥爭嚴酷、政治生活反常的年代裏，這位會計“儼然是小街上的財界人物”，而“財界人物本身就是官方，和宋書記、曹支書這樣的政界人物有著天然的聯係，更何況他們還有相互的需要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害關係，終於緊緊地抱成一團，連他們的妻室兒女，三親六戚一起得道升天”。官司的另一方是社會地位“低下”的民辦教師任老大家。而馮幺爸作為一個莊稼人，這些年來在鄉場上就低人一等，他又偏偏比誰都更沒出息。他長期以來像狗一樣地活著，沒有掙到做人的資格，失去了人的尊嚴。羅二娘非讓他作證，就是認為他隻有朝她搖尾巴的份，而斷然不敢得罪她。因此，她對馮幺爸步步緊逼。曹支書偏袒羅二娘，不露聲色地向馮幺爸施加壓力。與此同時，在場的莊稼人給予馮幺爸的是正義的壓力。作品描寫無法退避的馮幺爸，“競歎了一口氣，往旁邊走了幾步，在一處房簷下蹲下來，抱著雙手，悶著，眼光直愣愣的”，“他的頭低下去、低下去……”馮幺爸承受著沉重的曆史的壓力：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對所有的神明的不敬；得罪了姓羅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個的上層……回銷糧……管訓班，大年三十被支派去修水利，那是曹支書整人的種種“鬼名堂”。然而，這一瞬問既是曆史負擔的低穀，又是曆史的轉機。馮幺爸腦子裏閃過曹支書對人民“專政”的一幕幕曆史之後，也計數了“責任製”以來他家的種種現實：穀子，包穀，糯穀，洋芋，菜子，麥子……他蹲下去時還是人不人鬼不鬼，站起來時卻已是堂堂正正的人：
“曹支書！這回銷糧，有——也由你；沒有——也由你，我馮幺爸今年不要也照樣過下去！……老子前幾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氣算是受夠了——幸得好，國家這兩年放開了我們莊稼人的手腳，哪個敢跟我再罵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氣！”
這些，在羅二娘聽來有點離題，可卻是一篇嚴正的“人權宣言”。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給了農民經營自主權，使他們從農村極“左”勢力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獲得了人的尊嚴，人的社會權利。正如作品所寫：
這才叫“手裏有糧，心裏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
作品在村民的歡聲笑語中結束。這歡聲笑語，連同整篇小說，帶有強烈的曆史感。它反映的是農民的又一次“解放”。作品寫道：穿上了解放鞋，這就解放了，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煙塵，早在一天天散開，鄉場上也有如陽光透射灰霧，正在一刻刻改變模樣，莊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來……
《鄉場上》有如一聲春雷——從大西南傳來的一聲春雷，報道著農業改革給農民帶來的經濟、政治、精神麵貌等方麵的變革。正如作品所寫的那樣：“男男女女的笑聲像旱天雷一樣，一下子在街麵上炸開，整整一條街都晃蕩起來。”而作家的創作意圖就是要把“生產關係的改革怎樣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怎樣促進了人的麵貌的改變，據實寫下來”。
張賢亮的中篇小說《河的子孫》（1983）把《龍種》所表現的土地的思想，置於二十幾年的曆史中展開，最終化為人的“歸宿”；融人人的命運中深思，終於凝結為“河”的靈魂。
魏天貴在黃河邊長大，與黃河有著血肉般的聯係。而他真正熱愛黃河，對黃河產生一種理性的自豪感，卻來自被送到黃河岸邊魏家橋村勞動改造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尤小舟。尤小舟“啊，黃河，你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的歌唱，“要保護好鄉親們”的囑托，將魏天貴對黃河的所有體驗升華為靈魂——民族的靈魂。
魏天貴擔當執掌“莊戶人的命運”的支部書記的二十多年生涯，既像黃河般的激蕩，又像黃河的某一段落一樣的渾濁。既葆有尤小舟般的靈魂，又要應付賀立德式的極“左”路線的“鐵的邏輯”。為了保護好鄉親們，他使用了一個接一個的機智而狡黠的計謀。三年困難時期，魏德富為了養活娃娃們，小偷小摸毛病複發。魏天貴暗中保護他，鼓動他再次出走草原；韓玉梅被城裏的壞幹部欺騙，卻戴上了“引誘幹部”的“壞分子”帽子。為了有奶水養活受辱而生的女兒，她不得不“掛上”鄰村有糧食的大隊幹部。魏天貴勸她與鄰村大隊幹部斷絕關係，找一個外鄉男子，由他給安戶口，分糧食，由他給她洗清曆史；為了讓鄉親們吃上羊肉，他和獨眼郝三設計，捅了二十隻乏羊，由郝三去“蹲”預期四年的勞改；他還謊報災情多要糧食；私自釀酒兌水欺騙蒙族牧民；開黑田瞞產私分；“文革”期間上下得手，出盡風頭……要保護好鄉親的“河”的靈魂，不得不選擇這樣扭曲的方式。“全省農業戰線上的一麵紅旗”魏天貴，如他姓氏漢字的構造，成了“半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