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理論認為：“階級對立，正是集團間的產物，不發生於倫理社會。”認為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發生的幾次重要革命是“自外引發的”，“而不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階級鬥爭”。小說通過對社會結構的描寫，表明白鹿原是一個階級界限不甚分明的社會，革命在這裏缺乏依據。因此，“農協運動”風暴來臨時，白嘉軒“處亂不亂”。他認為自己是個“實實在在的莊稼人”，請問“難道連他這樣正經莊稼人的命也要革嗎”？
《白鹿原》將“農協運動”對白鹿倉總鄉約及其下屬的懲治，後者對前者的殘酷報複，寫成兄弟相煎，並且讓這幾出戲劇都在白鹿村的戲樓上演。朱先生針對無休無止的集團鬥爭，超然地說：“白鹿原成了鏊子了。”針對兩黨的分歧和鬥爭，朱先生指出：“我觀‘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大同小異，一家主張‘天下為公’，一家倡揚‘天下為共’，既然兩家都以救國扶民為宗旨，合起來不就是‘天下為公共’嗎？”他認為兩黨之爭不過是“公婆之爭”。“鏊子”說象征性地揭示了曆史表象背後的真實本質，集團鬥爭必然陷於非程式化的權力更迭中，表現了儒家“非鬥爭”原則；“公婆”說超然地抒發了“士”階層的“公天下”意識，表現了儒家的重協調精神。
《白鹿原》表現了人在曆史激流中的無奈處境，個體選擇經常被一種難以抗拒的力量所驅動。白靈在低潮裏選擇了革命，義無返顧地踏上奔赴延安的前程，神奇般地躲過一路的搜捕，卻躲不過“內戕”。
這位平生最痛恨叛徒的女革命家，竟然被以“革命”的名義當成“叛徒”活埋了。
無產階級文學在革命方興未艾之時，以“第一種真實”描寫革命，寫理想中的革命，啟發人們投入革命；《白鹿原》是隔代人以“第三種真實”描寫革命，描寫人們投入革命之後的現實，中國發生革命之後的現實，啟發人們反思革命，反思民族命運。
《白鹿原》描寫中國現代曆史上連年的暴動、內戰、殺戮、流血、災難，每個人的生死禍福、升降沉浮都充滿了偶然，同時又服從一個更大的必然。他們沒有真正的勝利者。最後，由白孝文這個權力鬥爭中的梟雄、白鹿村青年中最為不仁不義的人當上滋水縣解放後第一任縣長，給這段雲譎波詭的曆史的結局以一筆最大的偶然。它蘊含著對於“革命代價”問題的反思，對於革命之後複雜問題的警示。
藏族作家阿來（1959～）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1998）描寫土司社會瓦解的必然過程，體現為“第三種真實”，表現出非集團、非內戰的超然精神。
世紀史詩
老舍創作《四世同堂》（1944～1949），以小說參與自本世紀初開始的東、西文化大論爭。
《四世同堂》在描寫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戰爭時，著力開掘民族文化心理，將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和重大的曆史事件有機地結合起來。《四世同堂》屬於托爾斯泰創造的“心理曆史小說”，是中國的“現代史詩”。它將當時北平一個普普通通的小胡同裏的人們，在亡國當頭時表現出來的不同的亡國觀，置於中國五千年文化麵前加以檢驗，使中華民族史詩獨具文化意蘊。
《四世同堂》不把現實的社會心理負麵簡單地歸咎於國民“劣根性”，而將以冠曉荷、大赤包為代表的投降的亡國論者，寫成“民族自卑的產兒”。老舍認為他們“和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幹”，認為他們既不懂民族文化的精華，也不曉得外國文化中什麼地方值得借鑒，而一味地模仿，成為“合璧人物”。《四世同堂》一掃本世紀最初幾十年文壇上出現的對傳統文化的虛無，揭示了中國大地上滋生的殖民地心理，奏響了民族的最強音。
以錢詩人、祁瑞宣為代表的一大群“亡國”裏的抵抗派，是《四世同堂》的重要構成。他們經曆了“惶惑”的痛苦，“偷生”的恥辱，以不同的方式奮起抵抗。其間，支持他們的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給抵抗派以精神支柱。抵抗派為一部中華文化史提供了“正麵的論據”。中華民族的靈魂在《四世同堂》這裏得到了塑造。
整部《四世同堂》就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史的“正麵的論據”。民族文化成為正麵主題，民族命運、民族前途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中華民族萬歲”響徹《四世同堂》上空。《四世同堂》是民族主義文學的高峰。它超越個人本位文學、階級本位文學，以高度的民族本位給中國現代文學做了一個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