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物保護與文化形成角度看“梁陳方案”對北京的影響
理論探討
作者：閔亦傑
【摘要】新中國建立之初，針對北京城市的規劃問題，建築家梁思 成與陳占祥提出了被後人稱為“梁陳方案”的北京規劃意見。 雖然該方案在當時並未被采納，它卻在21世紀的今天產生了 廣泛的共鳴與如潮的好評。不可否認，“梁陳方案”有其突出 的優點，但是該方案如果成為現實，同時也會帶來其他弊端。 本文即從該方案的弊端方麵入手，以城市中心貧困化為角度， 探討該方案如果實行，將對北京城市文化與文物保護四個方麵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文物保護與文化，梁陳方案，北京文物
1.從城市文化角度看梁陳方案
1.1.新城文化形成的必然性
按照“梁陳方案”的觀點，北京城市規劃的一個關鍵問題即是城市各職能中心的分離——原城市中心、新建政治中心與新建商務中心應在地理上保持一定距離，從而形成三個從地理意義上並立的中心。而從具體操作的角度看，方案要求在北京原有城市的西麵再辟一塊地區建立“新城”。在筆者看來，“新城”的建設必將形成與原有北京文化並列的一種“新城”文化。
具體地說，由於新城被定位為北京的政治中心，其構成人員中，北京原住居民並不會占到多數。於是，新城的居民很難受到原有北京文化的耳濡目染，進而在文化身份上實現對北京的認同。他們的子女，由於“就近就讀”的教育原則，也會缺乏被原有北京文化包圍的文化氛圍，其自我文化定位也很難與北京原住居民一致。因此，一種新的、基於“政治北京”的北京文化就有了形成的環境。假以一代人的時間，一種北京“新城”文化就會產生。
1.2.“梁陳方案”對北京城市文化分化的影響
羅貫中在他的名著《三國演義》中，開篇直道：“縱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麼，上文所述的新的北京文化與傳統舊有的北京文化之間，會不會有“合”的可能呢？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也許存在，但其實現時間將會相當的長。在一個短的未來中，這兩種文化可能會與17世紀後期開始的北京南、北城文化一樣有所區別，而且其程度會更加的深。將17世紀後期開始的清代北京城市規劃作為對比，可能會使讀者更清楚的理解以“梁陳方案”為基礎的、新的文化分化。17世紀後期，清取代明成為統治中國的唯一政權，並定都北京。當時，滿族統治者奉行滿漢隔離的政策，將內城作為滿族的居住地，而將外城留給漢族居民。這樣的做法，直接形成了滿族“三海文化”與漢族的“大柵欄文化”。三海文化顯然是貴族的和政治化的，即使是“遛鳥”這一休閑活動，鳥的等級都要與所有者的身份相當。而“大柵欄文化”則是純世俗的、商業的文化，其參與者都是沒有貴族身份或是官員身份的平民。從它們的相互影響上看，在這兩種文化中，前者可能會對後者有所滲透，使後者“附庸風雅”，但後者對前者的滲透則微乎其微，在“三海”附近出現大柵欄一帶的世俗之氣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清代的北京文化隻是由於以上原因產生了相對有距離的、多元的文化，其對立並不明顯，一個北京的文化認同感也並未降低。這主要是由於北京南城漢官群體的存在與會館文化所致。
在以上這個例子中，筆者試圖傳達這樣一個觀點：一個憑借社會等級分隔開的城市，必然會形成多種基於社會等級與經濟狀況的文化，其分化程度，往往取決於他們的相互聯係狀況。
在“梁陳方案”中，政治的新城的構想事實上會形成另一個清代的北城，而且該方案顯然不似清代南北分區中，對民族因素同時加以考慮。因此，該方案可能會導致純粹的、以社會地位分區的結果。與清代南北分化相比，這種分隔對於北京社會文化的分化顯然會更加嚴重，其結果可能是形成多元且獨立的多種文化，而使得北京文化成為北京這個地方的多種文化的鬆散集合而不是一個多種文化相互交融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