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誌摩先生。曆史的背景隻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曆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曆史的優勢，為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複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分別文學的體製，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裏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孕著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讚一辭。我隻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著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著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閑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它的很好的詮釋。它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
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它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製。這便是它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隻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麵，遷流曼衍，日新月異：
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說我不能做抒情詩，隻能做史詩；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便越發懶怠起來。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現在翻出來看，《笑的曆史》隻是庸俗主義的東西，材料的擁擠，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櫃；《別》的用字造句，那樣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讀著真怪不好受的。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它們各得其所。至於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隻好隨便一點說著；憑你說“懶惰”也罷，“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這種體製。這本小書裏，便是四年來所寫的散文。其中有兩篇，也許有些像小說；但你最好隻當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於分作兩輯，是因為兩輯的文字，風格有些不同；怎樣不同，我想看了便會知道。
關於這兩類文章，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郢看過《旅行雜記》，來信說，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因為是在模仿著什麼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這其實有些冤枉，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仿什麼人。他後來看了《飄零》，又來信說，這與《背影》是我的另一麵，他是喜歡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蹤跡》，說隻喜歡《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雜記》
一類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定見的，隻當時覺著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見，是在讀者。
朱自清１９２８年７月３１日，北平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