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紅的烏日樂》是一部文情並茂的文集，收有包玉林先生近10年來的近百篇作品，約44萬字。包玉林先生請我對文集審查把關，並寫序言。閱讀《紅紅的烏日樂》，我在文集流暢的文筆、濃濃的情感、精邃的見地中，更多的體會是作者清亮的品格和誌在千裏的境界。
我和包玉林先生相識很早，相處時間也很長，情感融洽，有許多共同語言。1979年，我調到杜爾伯特縣教育局任主抓民族教育的副局長時，他已是全縣出名的骨幹教師，在縣民族中學任教導主任。我調任縣民委主任後不久，他也榮任縣蒙古族中學校長。那時，民族工作正處在“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調整恢複時期，民族教育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也迎來了快速發展的大好機遇，我們在一起謀劃發展、商討工作的機會就更多了。1985年，我調到黑龍江省民委工作，幾年後，他也走上了縣領導崗位，先後擔任中共杜爾伯特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副縣長、縣政協副主席等職務。我們倆相距雖然遠了，但交往與情感並沒有疏遠，在黑龍江省蒙古學學會和黑龍江省蒙古語文學會的學術研究工作上常有合作，舉辦學會研討活動時也經常相聚暢談。2006年，恰逢建立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50周年，我們倆又有了一次愉快的合作。那年初春，縣長王玉傑同誌請我主編《杜爾伯特蒙古族辭典》，在縣政協主管文教衛委員會工作的包玉林先生受縣裏委托，負責辭典編輯工作的縣內協調，多次召集有關人員座談會，為辭典撰寫搜集資料。2007年5月，在杜爾伯特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包玉林先生當選為會長，聘請我為學會學術顧問。此後的10來年間，耄耋之年的我和步入花甲的他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他在杜爾伯特曆史文化研究工作上取得的學術成果，常使我激動不已，他組織的豐富多彩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活動，更讓我感到身心愉悅。
包玉林先生是一位肯於思考、勤於寫作的人。他在任杜爾伯特蒙古族中學教導主任和校長期間，有《談結合學生性格特點教書育人的幾點做法》《蒙古族學生的性格特點和思想品德教育》《散居地區蒙古族中學漢語文教學改革初探》《論蒙古語文複式教學》《學校檔案在教育改革與學校管理中的作用》《對中學考試方法的改革嚐試》等有關民族教育教學的論文，在省、市有關會議上交流，並分別在黑龍江省蒙古學學會期刊《蒙古學》、黑龍江省蒙古語文學會期刊《黑龍江蒙古語文》、齊齊哈爾市教育學院《學報》《齊齊哈爾市教育教學通訊》、齊齊哈爾市教育學會《教書育人論文集》等刊物上發表。在任中共杜爾伯特縣委宣傳部長期間，他深入企業、農村、學校、機關調查研究，分別撰寫了《關於職工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關於農牧民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關於學校師生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關於機關幹部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加強師德培養，培育“四有”新人——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教師隊伍思想道德建設的幾點思考》《關於少數民族地區精神文明建設的思考》等文章，在省、市有關會議和刊物上交流和發表。
包玉林先生耳順之年，仍筆耕不輟。8年多的時間裏，他編著有《杜爾伯特演變史》《杜爾伯特地名研究》（合作）、《杜爾伯特簡史》三部著作，編輯出版《杜爾伯特很吉日格古城資料篇》一書。他還撰寫了近百篇文學作品與學術論文，這些文章，主要發表在《杜爾伯特文化》期刊上。其中，《大慶地區文化形態之分析》《“金科誓盟”地——很吉日格城考》《杜爾伯特旗紮薩克初建府邸之地——蘇布日格村考》《論杜爾伯特旗紮薩克承襲中的幾個問題》《試析杜爾伯特旗王府墓碑誌中的幾個問題》《蒙古族區域自治地方蒙古語文工作麵臨的幾個理論與實踐問題》等論文，分別在《黑龍江民族叢刊》《蒙元文化研究》等刊物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