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全縣形勢，第二初級中學比較平穩。老師們也成立了“紅教工戰鬥隊”，與“烏蘭圖格”是一派。平穩的原因好像有這麼幾條：一是兩派人數差距太大。90%以上的學生都是“烏蘭圖格”的人，95%以上的老師都是“紅教工”的人。二是占領學校。“孫悟空”的20多個人大多是城裏學生，頭頭雖是農村人，但對外聯係廣泛，常駐紮在外單位，學校成了我們的天下。三是我們比較保守，不偏激。“烏蘭圖格”也有不少淘氣的學生，但都是小淘氣，不敢犯校規，聽老師的話。烏蘭圖格戰鬥隊在“文革”中最大的功績就是不批鬥老師，不許打老師。“要文鬥，不要武鬥”成了我們的法寶，既是與對方論辯的銳器，也是保護老師的口實。在二中，從1966年秋到1968年秋的兩年“留校鬧革命”期間，烏蘭圖格戰鬥隊沒有組織過大型的批鬥老師的會議。記得縣委工作隊在校期間的1966年七八月間，那時學生們還沒有成立造反的戰鬥隊，卻出了兩件事：一次是工作隊正在組織師生學習報紙上的文章，我們班的“孫悟空”突然跳起來，把小方板凳掛在我們初一、初二時的班主任劉長進老師的脖子上，大喊“打倒富農子弟劉長進”，從此，劉老師的厄運便開始了，被隔離、審查、批鬥了好幾年。另一次，正在上課間操，也是這位“孫悟空”突然宣布，教我們蒙古語文課的杲木老師寫了黃色小說《愛情三部曲》，他領著幾個同學到杲木老師家去搜查，而我們隻能靜靜地站在操場上等候。說句實在話，我們成立“烏蘭圖格”的初衷，就是對“孫悟空”行為的反感，要反擊他，要保護自己和老師們。二中兩派紅衛兵的正麵交鋒隻有一次，也未有肢體衝突。那是1966年冬，雙方都要批鬥校黨支部書記包忠堂同誌，但包忠堂還沒有到會場，雙方就辯論起來，十幾分鍾後便不歡而散，自然也就沒有批鬥了。
毛主席語錄是必須學習背誦的，雖不甚理解，然而可作攻擊對方的武器，也可作自己的保護傘。“要文鬥不要武鬥”，幾乎成了我們天天喊的口號。毛主席的“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語錄鼓勵著我們，但怎麼個“鬥”法，我們這些涉世不深、思想並不複雜的小孩子卻真的不懂。但是，與同學“鬥”，其樂融融，吵吵嘴架，提高了語言表達能力，增強了論辯的邏輯性，也記熟了毛主席語錄。可是，要鬥老師，要到社會上去打架，我們是萬萬不敢的。
吃虧最多的是校黨支部書記包忠堂老師，那個年代的領導幹部是個倒黴的差事。“孫悟空”說他是假黨員，後來我們問包老師才知道，他入黨時，共產黨組織在杜爾伯特旗還處在地下活動階段，秘密入黨時確實是在高粱地裏。有一次，我們突然發現包忠堂老師的頭發掉了不少，原來“孫悟空”們常背著我們批鬥他，並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於是，我們告訴包忠堂老師，如再遇此事，先偷偷地告知我們，我們就以批鬥的理由把他領到某個學生宿舍裏藏起來，就這樣，讓包老師少吃了不少虧。教初二年級語文課的張淑華老師正在懷孕期，“孫悟空”們也要批鬥不撒手，嚇得她夜間從寢室窗戶爬出去跑回家了。教外語的女老師柔麗，大學時期被劃為“右派”，更是重點批鬥對象，後來她也躲回老家不回校了。這兩位女老師的事，都發生在1966年秋季，等到1967年初“烏蘭圖格”掌控學校大局後，再也沒發生此類事情。
那個時候，我們都正處少年，容易衝動，兩派同學之間幾句話不對心思，好幾次險些打起來，都是學生會主席韓殿斌和班長包金海同學及時製止的。在“烏蘭圖格”，我這個隊長是“牌位”，真正的核心人物是主席和班長，我也很聽他們倆的話。在“留校鬧革命”的兩年裏，二中一次武鬥也沒有發生，連所謂的文鬥式批判會也沒搞過。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感謝毛主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我們遵循並實踐了，不僅保護了老師，也保護了自己。當初的“要文鬥不要武鬥”，似乎對我們少年人也是個試金石，道德問題且不說，最起碼在品格上能分出伯仲，要武鬥者，莽撞、偏激，要文鬥者，溫柔、善良。我想，如果善於總結“文革”的經曆，會對我們的思想升華有些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