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民族間個別的乃至部分的同化曾經多次發生過，但因為有民族獨有的語言和廣大的地理區域，民族主體仍以其特有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語言是民族的象征，丟失語言就容易丟失文化傳統，丟失文化傳統就離消亡不遠了。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為鞏固政權稱霸中原，主動禁鮮卑語，改漢姓，禁穿鮮卑服，與漢族通婚，丟掉了民族語言、民族風俗、民族文化，鮮卑族的這一部分人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漢族人海裏了。在世界現有民族的生存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語言和文字是一個民族形成、生存、發展、繁榮的最關鍵、最重要、最基礎的因素。隻要一個民族的母語還存在，這個民族的成員，無論他天各一方，還是習慣於什麼樣的生活風俗，他們的民族情感心理將頑固地伴隨一生。
年輕的、朝陽般的社會主義製度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為中華大家庭56個民族平等團結、和諧繁榮提供了法律、製度保障。胡錦濤同誌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為各民族描繪出光輝燦爛的美好前景。蒙古族是有近萬年語言、近千年文字的民族，其語言文字無論從微觀語言學、形態語言學還是從語音學、語法學、修辭學等方麵看都是相當先進的。在曆史的演進中，蒙古族與漢族已成為中國北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主要代表。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曆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民族，必定會在中華大地上繼續演繹波瀾壯闊的史詩。在中華和諧的新時代，杜爾伯特縣蒙古語文工作，也一定會在和諧的氛圍中不斷加強，不斷發展，一批批蒙古、漢語文兼通的人才將會成為杜爾伯特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骨幹力量。
2008年9月於杜爾伯特
（此文為提交黑龍江省蒙古語文學會2008年學術交流會的論文）
大慶地區文化形態之分析
大慶市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境內轄黑龍江省唯一的民族自治地方——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市區與所轄林甸、肇源、肇州三縣，曆史上也是蒙古族集聚的地區。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進程中，抓好民族工作，尤其是抓好民族文化工作，發揮其思想保障和精神支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也是民族曆史積澱的精華。各個民族，不僅以經濟形態，而且主要是以具有特色的文化形態屹立於民族之林。中華民族是一個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建設和諧社會，最主要的是人的和諧、民族之間的和諧。民族特點表現於多方麵，但主要體現在民族文化的特色上。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我們不僅要抓好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同時應下大力氣抓好民族地區的文化建設，使各民族文化在和諧、交融中有更新的、更好的發展。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應努力使各民族曆史文化具有時代性，讓現代文化體現民族曆史的傳承性，讓中華文化在曆史與現時之間，在民族與民族之間，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紐帶與橋梁作用。
大慶地區的文化形態，由於民族曆史發展進程的特點所決定，主要有三種：一是土著文化，即草原文化（按地理區域應為草原文化，按照其產生所依賴的生產方式，應為遊牧文化，以下稱草原文化），主要表現為蒙古族的；二是移民文化，即農耕文化，主要表現為漢族的；三是工業文化，即近現代文化，在社會主義國家闡釋為無產階級的。在現代化建設中，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方向指引下，這三種文化形態相得益彰，和而不同。由於這三種文化形態在大慶地區產生並形成影響的時間與空間差異較大，民族曆史的文化背景又不盡相同，因此，各自具有許多不同的特點，但在本質特征上還是有許多相同之處的。因為其相同，才構成了社會主義的、大眾的、科學民主的本質特征框架，因為其不同，才呈現出豐富多彩、爭奇鬥豔的民族特色。
這三種文化形態，如描述其發展曆程，在大慶地區各有特色。
大慶地區的草原文化，是最悠久的土著文化。早在遼金時期，古老的蒙古部落“朵兒邊”與“豁羅剌思”兩個部落就在這裏生息繁衍。大蒙古國建立初期，成吉思汗的四弟帖木哥斡赤斤分封於大興安嶺東西之地，東境又擴展至嫩江、鬆花江一帶。1295年，即元朝至元三十年，“兀速”蒙古遷徙至嫩江、鬆花江流域，在兩江彙合處北岸建肇州城，即肇州蒙古屯田萬戶府。他們與同時遷徙的“乞裏吉思”蒙古人一起，主要從事漁業生產。明代嘉靖年間，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圖哈薩爾的第十四世孫奎蒙克塔斯哈喇為輔佐北元達賚孫庫登汗徙牧於大興安嶺以東到鬆嫩平原，開始稱自己的部落為諾恩（嫩）科爾沁部。杜爾伯特部與郭爾羅斯部（即現在的肇源縣與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為嫩科爾沁四部中的兩個部。清初，清廷在蒙古地區建立盟旗製，建立哲裏木盟十旗，其中有今日大慶市地域內的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和肇源縣，即哲裏木盟右翼杜爾伯特旗和左翼郭爾羅斯後旗。縱觀千年風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世代居住在這裏的蒙古族人民，在大慶地區演繹著可歌可泣的雄壯史詩，抒寫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天人和諧的遊牧漁獵的歡歌。他們在千百年來的生產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民族特點的觀念、禮儀、習俗等，以鮮活的生命力展示著草原文化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