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索采用對比手法，深刻地揭示出機會主義者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尖銳對立。全書通過上百個人物的遭遇，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憂患。例如，貝萊的父親，老一代的農民拉賽幻想憑著辛勤的勞動創立家業，但他的勞動果實被地主所剝奪。這個一向安分守己的農民忍無可忍，憤怒地表示要把壓迫窮人的官吏全部扼死。他晚年投靠自己的兒子貝萊，仍然沒有著落，隻好上街行乞，最後悲慘地餓死在一個陰暗的地下室裏。人民的苦難曆曆在目，但機會主義者視而不見，竟然美化資本主義製度。吹噓丹麥是一個“富人不多，窮人更少”的幸福國家。廣大的工農群眾開始懂得，窮人要爭取自己的權利，“隻有依靠自己的拳頭”，而機會主義者卻說，應該放棄階級鬥爭，和有錢人合作，以便“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後來勞動人民逐步擺脫掉宿命論思想的束縛，忍受著巨大的犧牲，堅持長時期的罷工，在鬥爭中認識到自己的偉大力量。但是機會主義者卻瓦解並出賣了工人運動，他們公然吸收資本家加入社會民主黨，開除並迫害參加過鬥爭的老戰士，把人民更深地投入帝國主義戰爭的災難。三部曲清楚地表明，機會主義者的背叛使丹麥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條曆史教訓是不能忘記的。
尼克索描寫丹麥工人運動的挫折，突出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寶貴和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必要性。在當時，革命的客觀條件接近成熟，無產階級中的優秀分子已經識破機會主義者的本質，但苦於沒有革命政黨來加以領導。莫爾頓在艱苦的條件下進行探索。直到十月革命以後，才找到了30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革命真理。
三部曲在社會運動的廣闊背景上突出了莫爾頓和貝萊這兩個代表不同路線的人物。莫爾頓的形象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泛濫期間的革命者的麵貌。他年輕時就決定：他的理想不是要爬到上層階級，而是永遠站在勞動者的隊伍中，爭取本階級的解放。他寧可遭到暫時的孤立，也不肯和機會主義者同流合汙。德國社會民主黨所派的代表，自稱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故鄉，誘騙他放棄階級鬥爭。他立即認出這個“兄弟黨”的代表實際上是軍事投機家和德國資本家的混合物。他堅定地站在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的立場上，認為有剝削就有反對剝削的鬥爭，誰要是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熄滅，誰就是和剝削者站在一起。在莫爾頓活動的大部分時期內，丹麥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還沒有成立，人們也還不知道列寧高舉革命旗幟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在這困難的年代，莫爾頓逆流而進，堅持無產階級的原則性，是一個光輝感人的革命者的形象。
貝萊從小抱著往上爬的野心，貪圖眼前利益，每當麵臨重要的抉擇，總是自然而然地傾向機會主義。莫爾頓揭露有錢人剝奪了窮人創造的財富，他卻認為如果窮人“動手去奪回來，準不會有好處。”莫爾頓指出無產者應該團結，他卻以為團結隻是為了爭取較好的勞動條件。在罷工處於僵持階段，工人們饑寒交迫的時刻，他接受資產階級的引誘，做了資本家的職員。後來他又騙取工人的信任，走上為資本家和軍國主義者效勞的機會主義道路。
小說通過這兩個人物發展道路的對比，為丹麥無產階級指出了革命的方向。
圍繞著莫爾頓的光輝形象，尼克索廣泛展示了工農群眾的勞動和鬥爭。他對群眾中的小康思想和宿命論思想提出善意的批評，同時又描寫了鬱積在他們心頭的憤怒和他們日益覺醒的革命願望。第一部所寫的罷工鬥爭是一曲宏偉的讚歌。罷工如燎原的烈火，各個行業的工人團結成為一股力量，高舉共產國際的紅旗向警察展開搏鬥，使資產階級心驚膽戰。作者相信工人階級一定能使自己得到解放。
尼克索在三部曲中還提出無產階級應該對資產階級文學采取正確的態度，不要受到它的腐蝕。他指明，當無產階級沒有力量為自己饑餓的孩子購買麵包時，為什麼要去欣賞把渺小的“自我”吹噓為“遼闊的精神世界”的個人主義，欣賞那些描寫煩惱苦悶的寄生蟲或者宣揚“不以暴力抗惡”和“道德上的自我修養”的作品？尼克索正是以自己的創作為工農群眾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