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有關清末至民國時期的文學、電影與文化的研究，按內容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篇文章，是講清末“革命”話語的；第二部分的三篇探討民國初期報紙副刊與文學雜誌的政治文化；第三部分的三篇關於中國早期電影與都市文化；第四部分討論的是文學文本、類型與文學主體，最後兩篇是談張愛玲的，涉及1940年代歐美現代主義與本土文化的接受和挪用等問題。
第一篇文章原是2005年夏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思想研究所作的報告，談到自己怎麼開始“革命”話語研究的，我想那一方麵是在海外，得益於那種鄉愁中的距離感，另一方麵我對文本辨證的興趣則受賜於過去在大陸的學術訓練。當然也談到福柯了，勾起在美國學院最初與文化理論遭遇的驚喜和困惑，其實那時的北美學界對於福柯幾乎是一麵倒，隻是近些年對他有了更多的批評，有更清晰的認識。那篇文章除了回顧，也提出了新的問題。那時正在繼續茅盾早期小說的研究，觸及1920年代末“革命文學”的爭論，卻發現“革命”已經鋪天蓋地，巨浪滔天。隨著北伐戰爭軍事上的勝利，“三民主義革命”仿佛繼入大統，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在這情勢下，共產黨人轉入地下，以文學為戰場爭奪“革命”主權，“左聯”的產生意味著反抗力量在理論和策略上的整合。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型過程中，話語語碼隨之變化，“五四”的反偶像傳統轉向黨派和群眾政治。很快地，這樣的語碼轉換體現在文學創作中，如茅盾的小說《虹》描寫梅女士的成長曆程，從《新青年》到“五卅”運動，這兩點一線規範了她對“革命”的價值認同。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在1950年代之後的現代文學史裏這兩點一線成為經典的曆史框架，北伐這一段及其“革命”含義、包括在文學中的表現就被排除了。使我更覺興味的卻是發自角角落落的革命之聲，那些都市消費性的報紙副刊和流行雜誌在歡呼北伐之中，“革命”成了無數個隨意裝扮的女孩子，和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不協的和音，之所以如此，因為背後還顛顛歪歪地站著“共和”的機製，雖然在那篇文章裏沒有對此作深入討論。
第二篇文章意在解析孫中山的“革命”神話，原在《“革命”的現代性》一書中討論過，其單獨成篇時則突出了他如何在世界革命語境中做出文化選擇的，也附帶提出了曆史詮釋的方法論問題。那時張灝先生還沒有從科大退休，幸能有機會向他請教。他認為中國革命波瀾壯闊，可有多種多重的視角，不限於詞語的曆史詮釋，真乃有味之言。的確，當定於一尊的“正典”瓦解之時，理應釋放出無量書寫的可能性，這使我想到“重寫文學史”、“重寫電影史”之類，其實對於“革命”也當如是。當然這更是個偉業，正須大音聲起，呼喚新的曆史哲學，發揚重寫“革命”的活力。第三篇是重讀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這篇世紀初經典之作。自甲午之後，國人意識到老大帝國腐朽而臃腫，先在文化上作瘦身運動，這方麵梁啟超厥功甚偉。如他所提倡的一係列文學革命，也是對傳統文類的簡化，但相對“詩界革命”、“文界革命”而言，“小說界革命”是後來者居上。他對小說是抱有偏見和戒心的，在譴責舊小說是造成中國腐敗文化的總根源時，對於“誨盜”的《水滸》、“誨淫”的《紅樓》甘之如飴的群眾也痛心疾首。因此梁氏的“小說界革命”與其“新民說”同時出台，並非偶然。所謂“新民”，僅存在於他的以英美公民社會為楷模的未來中國的想象之中；所謂“群治”應倒讀為“治群”，“新小說”即擔當治群之具，具有培養“新民”的啟蒙、規訓的功能。第四篇考索19世紀以來拿破侖的中國傳奇。有別於其他外來概念的翻譯，“拿破侖”這一指符的傳播方式豐富多樣而動人心魄。伴隨著他的生平事跡帶來了花都巴黎的浪漫想象和法國大革命的恐懼，而中國人對於近代世界史和西方民主政體的了解也漸趨深入。這已是西學東漸，為1895年之後整體擁抱西學作了鋪墊。到“小說界革命”興起，拿翁形象為之一變，被通俗化、漫畫化。他的英雄末路和風流韻事被大肆渲染，也因此變得可憐可親起來。在探究過程中我常常自己會莞爾失笑，無意間使我涉足於普通人的心靈地帶，而這方麵的研究還猶如荒村雞鳴。這篇文章似乎意味著我近幾年來的研究趨向了。
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以都市“消閑”副刊與雜誌為中心。《申報》是上海大報之一，其副刊《自由談》創始於民國初年，主編者王鈍根、周瘦鵑等一向被視作“禮拜六”派。《自由談》上的“遊戲文章”和“三言兩語”欄目對於北洋軍政當局冷嘲熱諷，或指名痛罵，代表了某種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意”。談周瘦鵑“報屁股”那篇收入《文人論政》一書中，出版後見到南方某報的一篇評論，刊出周的照片，稱之為“啟蒙者”。我想這有助破除對於“鴛鴦蝴蝶派”文學的一些成見，雖然這個名謂本身負荷著“正典”的語碼。討論“通信”和“談話會”欄目的那篇論文圍繞1920年代初“新”“舊”兩派之間的文學爭論而展開，旨在描述文學雜誌中公共論壇的不同理念及社會效應。上海本是舊派雜誌的天下，茅盾接手編輯《小說月報》，等於讓“新文學”拔了“白旗”，由是頓起杯葛。一時間爭論愈烈，不僅是商戰，也體現了新舊各自的文化取向及印刷文化中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複雜要素。舊派先是進攻，繼而沉默，主要在白話、文言問題上失手，但在爭論過程中顯得紳士風度，適可而止。新派則戰鬥性強，大有非我莫屬之勢，而《小說月報》的“通信”欄目所隱含的“讀者”發揮了“政治正確”的效能。當然一聽到“救亡”，舊派就不得不乖乖繳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