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文章多數探討民國初至1920年代以上海為主的都市文化，集中在電影和流行文學等大眾傳媒方麵。我們可看到其浮世繁華、爭奇鬥豔的盛況——一種半殖民條件下不免畸形的都市發展。從整體走勢看，文學、演藝與電影的合流從民國初即已開始，鄭正秋、張石川等從事電影和改良新劇時，包天笑、王鈍根、周瘦鵑、徐卓呆等都來幫襯，或寫劇本、或寫評論、或參與演出。嗣後他們分道揚鑣，到二十年代中期明星公司以《孤兒救祖記》奠定本土電影之後，又乘勝會師。二十年間裏這些人代表了上海大眾傳媒的主幹，當然還有無數枝枝葉葉的生長。這種娛樂文化，正像《禮拜六》雜誌鼓吹消閑，其實是為上班族做心靈按摩，然而以閱讀代替“晚九朝五”，骨子裏繼承了梁啟超的“新民”啟蒙。那是資產階級的一套，發展以“小家庭”為核心的都市消費的社會模式，在實踐一夫一妻製及其愛情、社會和性別規範方麵，幾乎在移植19世紀維多利亞文化，但另一方麵對於“現代性”欲迎還拒，訴諸傳統的“情教”及倫理價值來抵禦其“人欲橫流”。
在民族革命的大潮衝浪底下，與其說鄭正秋、周瘦鵑他們是在維護現狀，毋寧說是在民族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的夾縫裏開拓一種與“共和”理念相連的新文化。中國曆史上朝代興亡，“革命”如周而複始，無時不有，而民國憲政卻是無根之木。他們的文化實踐即在解讀某種“共和”的涵義，在兌現立國之初它給國民的種種自由且加以法律保證的許諾。這樣的曆史經驗跟我們今日所處的現實環境更為切近更有借鑒之處。如近年來一些研究民國時期的著作所揭示的，在司法、教育等領域中貫穿著一種“獨立”的思想傳統，這在鄭、周等人那裏則體現為某種“自主性”。他們大都是些低調的實業文化人，在半殖民和民族主義的特殊境遇裏努力發展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在商業上打造本土的消費共同體，在電影方麵與好萊塢相抗衡即為顯例。
曆史書寫中重構與記憶聯袂而來，而作為專業性的書寫，史料與理論也糾纏不休。就理論而言，在近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中，最有影響的大約是安德遜的“想象共同體”和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之論了，我的文章裏也處處可見。其實這不過是最近二十年的事，理論的運用或許有季節性，看看遍地風流，卻是落地的爛熟果子。李歐梵先生常告誡，在中國境遇裏安德遜或哈貝馬斯各有局限性，而把兩者作蒙太奇並置，卻另有一種啟迪。20世紀中國不盡是一部民族解放史，也在實踐“第一世界”的曆史經驗，國族想象與公私空間交纏在一起，別有目眩神旺的光景。
如果有的文章有些新意的話，多半是受到近年來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的鼓舞，遊走於思想史、文學史或電影史的三不管邊緣地帶。那也是研究生時期養成的習慣，喜歡作個案研究，在收集材料過程中卻順著感覺走，常會給一些有意味的曆史細節帶來驚喜，回味中衍生出新的課題，引向新知的探索。記得朱熹說到他閱讀經典的經驗，仿佛進入了一座城池，其間街衢樓宇令人應接不暇。我覺得自己也沉浸在文本和都市、曆史和人心的迷宮裏流連忘返，漫無底止了。
我2002年來香港之後，授課之餘必得做研究，此書即為部分成果，其中浸潤著師友、同事和學生的鼓勵、關心與切磋，令我感銘至深。其中一些研究課題獲得科大人文社會學院的研究經費的支助，也得到香港大專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2007—2008年度專題研究計劃（RGC，編號640507）的支助。本書的出版出自林賢治先生的建議，而得到鄭納新先生慨然惠允，另外竺金琳女士和魏東編輯都付出辛勞，謹在此對他們表示誠摯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