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四庫全書》中收錄明代葉盛所撰《水東日記》，其中提及（日記第二十四卷）當時人對劉履注古詩的看法：“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常別加注釋，視劉益精。安成李先生者，李時勉也。其書今未之見，然時勉以學問醇正，人品端方，為天下所重。詩歌非其所長，考證亦非其所長。計與履之原書，亦不過伯仲之間矣。”
作為朱熹理學詩學的產物，《文章正宗》與《選詩補注》都具有濃重的理學意味。無論釋義還是選目，都“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顧炎武《日知錄》）。劉履的《選詩補注》在明代得以廣泛傳播，除明代楊慎質疑其以“君臣治道”解詩的“此何理耶”，認為其“所見寡陋”外，明代曹安在其《讕言長語》中雲“古詩為上，劉坦之選詩補注可法”。明代著名文學家胡應麟認為，劉履的注釋是比較好的本子：“劉坦之《選詩補注》雖稍溺宋人，其論漢、魏、六代及唐，剖析深至，亦似具隻眼者。”（《詩藪》）由此可見劉履《古詩十九首旨意》在明代的影響。
明代以前，特別是唐代科舉取士製度以詩賦和儒家章句取士，使得《古詩十九首》的闡釋與儒學的理學思想相聯結。這一時期，《古詩十九首》的闡釋主要以《文選》、《選詩補注》的政教比興“釋義”為主。明代以後，各類新型的鑒賞及彙評性的古詩選本開始出現。與主要作為科舉教材課本的《文選》不同，古詩選本不僅具有詩歌範本的功能，同時編選者還通過對作品的鑒賞及彙評，傳達推廣自己的詩學主張。盡管許多論詩仍保留著明道宗經的名義，但實際上已不同程度地向文學審美敞開。即《古詩十九首》的闡釋體現出由“釋義”為主轉為注重詩歌審美欣賞的特點，如竟陵派陸時雍的《古詩鏡》以情解詩，強調《古詩十九首》之“托”的運用：“所謂托者，正之不足而旁行之，直之不能而曲致之，情動於中，鬱勃莫已，而勢又不能自達，故托為一意，托為一物，托為一境以出之故，其言直而不訐，曲而不洿也。”“《十九首》謂之風餘，餘謂之詩母。”此處之“托”，可理解為審美意義上的“比興”之法。隨著評點體的興盛，詮釋形式也受到了影響。在評點類著作中，篇、章、節的意旨與審美特點的揭示多在相應部分以眉評、文末評或夾評方式標注，語言極其簡潔、精練。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孫月峰的《文選》評點。在《青青河畔草》首上眉評曰“蓋刺小人詩”；對《行行重行行》中“思君令人老”句，孫評曰：“是婦憶夫詩，以比君臣，妙處似質而腆，骨最蒼，氣最煉。”這種點評對詩歌潛藏意旨的揭示極為簡潔，但也以“比興寄托”和“美刺”詩教觀為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