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論詩也尚“清”談“麗”，其在《詩議》中談道：“夫詩工創心，以情為地，以興為經，然後清音韻其風律，麗句增其文彩。如楊林積翠之下，翹楚幽花，時時間發，乃知斯文，味益深矣。”皎然繼承鍾嶸的“滋味”說，提出“味深”乃在於“風律”、“文彩”。與鍾嶸“風力”與“丹采”相比，“律”比“力”更重視詩歌形式之美，清音與麗句更指向詩歌字詞聲色之美。另一方麵，皎然論詩之“清”還進一步指向詩人之才，即“誌”之清。《詩議》中雲：“且文章關其本性。識高才劣者，理周而文窒；才多識微者，句佳而味少。是知溺情廢語，則語樸情暗；事語輕情，則情闕語淡。巧拙清濁，有以見賢人之誌矣。”
唐宋時期，《古詩十九首》成為詩人們模擬寫作的範本，詩論家們也喜歡拿《古詩十九首》中的詩句作為闡發其詩學見解、教授詩法的範例，如王昌齡的《詩格》、皎然的《詩式》大量以《古詩十九首》中的詩句為例。皎然在《詩式》中專辟李少卿並“古詩十九首”一節，闡發對《古詩十九首》審美特點的認識。首先，皎然承接劉勰、鍾嶸觀點，其所論古詩的“諷興”、“直而不野”、“和平”、“深遠”都與儒家詩教“溫柔敦厚”相合。其次，皎然以“琴”為喻，認為“古詩之製，麗而不華，直而不野。如諷刺之作，雅得和平之資，深遠精密，音律和緩，其象琴也”。再次，皎然將劉勰的“文外重旨”、“複意為工”更進一步發揮，認為：“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他以《古詩十九首》中的詩句為例，認為“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句已達三重意，“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更達四重意。“但見情性，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這一見解，啟發了晚磨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與宋代嚴羽“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詩論。
其次，王昌齡、皎然以“真”論詩，首次將釋道思想與儒家的“溫柔敦厚”相融合，在詩歌審美上表現為對詩歌天成自然、真情真性的追求。王昌齡與皎然的詩學將“意”與“真”連接在一起，創建了最初的“意境”說。
王昌齡提出的“意境”一詞概括性很強，成為中國古代詩學史上一個核心的詩學範疇。雖然曆代的詩學家提出許多概念範疇，但都不如“意境”一詞涵蓋性廣，如唐代殷璠的“興象”也談言外之意，但其注重文本具體層麵的“象”；皎然的“文外之意”、“氣象氤氳”和“意度盤礴”；劉禹錫的“境生於象外”等可以說都是對王昌齡“意境”說的補充。司空圖的“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十四詩品》）、“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與極浦書》）、“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與李生論詩書》）等更是對“意境”這一概念的闡發。唐代以後，南宋嚴羽的“興趣”、清代王士禎的“神韻”、民國初年王國維的“境界”，也都沿著這一傳統繼續發展。盡管各家都有創新發揮，其性質卻仍不離“意境”兩字的核心內容。
王昌齡在《詩格》中首次提出了“意境”說，並將“意境”定義為“得其真”：
詩有三境：一曰物境。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雲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於心，處身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中，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娛樂愁怨，皆張於意而處於身，然後馳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一真矣。
王昌齡將“意境”列為詩歌“三境”中的最高境界，“真”乃其內涵。“真”為何物？王昌齡所推崇的“真”之美，在藝術境界上繼承了道家的任“真”重“天”（自然）、道法自然、法天貴真的思想。道家思想認為：“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在莊子看來，天真和自然是合而為一的，因為“真”“受於天”，所以它必定是“自然”的。
皎然論詩“意”、“境”分立，重取境。《詩式·辨體有一十九字》條一開頭就說：“夫詩人之說（詩）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又說：“性起之法，萬象皆真。”（《詩式·複古通變體》）作為佛教徒，皎然所取的“境”、所表現的“萬象”，與釋家的“法性”、“真如”、“佛性”等體現“絕對真實”的精神本體相通。他常提及的“靈境”、“真界”、“真性”等概念都是佛家精神的體現。
無論是王昌齡觀念中的道家之“真”，還是皎然觀念中的釋家之“真”，在王昌齡與皎然的詩論中，“意境”一詞都指向“天真自然”。王氏《論文意》有雲：“詩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這與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思想異曲同工。王昌齡追求詩歌創作的最高境界是“起於無作，興於自然，感激而成，都無飾練，發言以當，應物便是”，這一思想在《論文意》中還有多處表述：“凡高手，言物及意，皆不相倚傍。……‘青青河畔草’，‘鬱鬱澗底鬆’，是其例也。”《論文意》中又說：“詩有意好言真，光今絕古，即須書之於紙；不論對與不對，但用意方便，言語安穩，即用之。若語勢有對，言複安穩，益當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