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聖歎不僅注重字、句在特定語境下的準確達意，更注重在整體結構下字與字、句與句相生相連、承接照應之妙，如金聖歎注意到《古詩十九首》中不同語境下男主人公稱呼的變化，更揭示“遊子、蕩子、良人”呼應承接的內在關聯。《青青河畔草》中評：“前首雲‘遊子’，此以久遊，竟呼‘蕩子’，嚴甚。每字俱非浪設。”《凜凜歲雲暮》中“遊子無寒衣”下評：“陡接前‘遊子’兩字，如黃河伏地千裏，一旦忽現。”“前不歸時呼為蕩子，今夢歸時隨稱‘良人’。”又如對於“時”字，《庭中有奇樹》中評“但感別經時”的“‘時’字，即從前篇‘生有時’的‘時’字生來”。《回車駕言邁》中評“‘盛衰各有時’的‘時’字，即從前篇‘過時’的‘時’字生來”。
“解”是金氏詩歌結構理論中獨創的不同於散文、小說、戲曲鑒賞的一個結構層次。他在《唱經堂古詩解》中也已充分認識到“解古體與解唐律詩”之不同，注意到分解法的靈活運用，首先突破“詩家毋論長篇短幅，必以四句一解為定體”的窠臼，如《涉江采芙蓉》中設六句、二句設為一解，而一首詩的“解數”也根據古詩篇幅的長短有一解半、兩解、兩解半、三解、四解、四解半、五解等不同，特別是其古詩解中大量“半解”之法的運用，僅《古詩十九首》中就達十七首之多。金氏對“半解”現象作了具體分析，將“半解”解釋為“此隻一解之半耳。凡詩中用半解者有二：有主句而不可盡言者，有賓句而不必多言者”。此外，他還分析了一解分拆兩處夾敘遙接的“半解”現象。按照金聖歎的分析，《古詩十九首》中大量“半解”的存在，使其詩歌“參差有致”，顯出“整齊”中的“錯落”，同時“不盡言”、“不多言”造成詩歌“蘊藉”含蓄，此乃“神變”的體現。
從字法、句法、章法論“格”“調”在明代“前後七子”著述中已司空見慣，但從詩歌結構的“融結”與“脫卸”、“納流”與“興波”來論“文情、文境、文勢”，這在古代文論中十分少見，體現了金氏之於詩歌結構的整體意識與審美意識。
“文勢”是我國古代文論所關注的話題。對“文勢”的內涵，各有不同的理解。金聖歎沒有對“文勢”作具體的解釋，但從其整個評點中，我們可以推測其所言的“文勢”是指詩歌結構中文筆運行的內在脈絡，包括語意的或顯或隱，節奏的或緩或急，開合的或張或弛。金聖歎以山水作比：“筆墨如山水然，有融結處，有脫卸處，融結，其著意處也；脫卸，其不著意處也。必有幾段不著意處，以寬前後之步，使一路連綿滔滾，複就舒徐，而後無促音急節之病。”從對《古詩十九首》的評點來看，其文勢是通過關注文情與文境的起伏及內在變化，並由此構成一個動態的不可分割的完整結構。在金聖歎的評點中，有兩處提及“文情”，第四首第四解的評點中，金聖歎雲“為知心之難，忽作激憤語。謂即翻駁前首，又即牽引後首。極文情顧盼之妙！”而第六首則言“文情徙倚，真有橫看成嶺側看成峰之妙”。金聖歎將《古詩十九首》的文境大致分為五層：第一層從第一首到第八首，“借閨情之離合，引出人心之異同，文勢已如脫轡下阪矣”。第二層從第八首到第十一首“複從閨情提起。到榮名為寶，又是山窮水盡處矣”。第三層從第十二首開始，“不得不峰回路轉”，文境又辟一層。第四層從第十四首至第十六首，乃“脫卸”處，“餘波也”。而第五層從第十七首開始，直接第八首之《冉冉孤生竹》，金聖歎認為“文筆縱恣至此，然如此縱筆，而不病開多合少者，中間接縫鬥筍處自緊逼嚴湊耳”。同時，金聖歎極力推崇“脫卸”之法，認為“脫卸”乃詩歌“神變”之根本。他說：“文章妙處，全在脫卸，脫卸之法，千變萬化，而總以使人讀之，如神鬼搬運，全無蹤跡，為絕技也。”文情的“顧盼”與“徙倚”、文境的層層開辟、文筆的縱恣開合，使整組詩歌“縈回盤礴，千變萬態，氣騰勢飛，合遝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