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杭州人的一位代表的典型。凡在杭州人性格中所有的特異處，都具備在先生的一身，自然，杭州人的弱點，也不免略具著些。
先生的曾高始祖，於何時始遷杭州，我並不知道。是琅琊係呢，抑太原係？是田齊之後呢，還是比幹或信陵君之後呢，我也無從說起。先生晚年，日夜在編的一部《三千年王氏世係敘略》，不幸屬稿未終，就去世了；上麵隻追溯到了周秦，下麵不過敘到了兩晉南北朝之際。然而先生平時告我，每說真正的杭州土著老百姓，近來是很少了，王氏就是這些僅少的土著老百姓中間的一族。
我生也晚，和先生相去，遠隔著四十多年（先生生鹹豐三年癸醜，我生在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又以少時流寓四方，杭郡耆舊，親睦得很少，所以和先生遊處的時日，隻有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丁卯以後的四五年光景。
與先生相識，當然是由於先生孫女映霞的紹介。映霞本姓金，實係先生長女之所出，按例為先生的外孫女，但因先生的一子早世，無所出，故將映霞及伊幼弟撫育，以繼王氏之宗。我平時亦常以爹爹呼先生（杭州俗語，爹爹即祖父之親稱），不過自相識以後，熟而缺禮，和先生時時對酒談詩書，一頓飯，總要吃盡三四個鍾頭；有時夜半起來，挑燈，喝酒，翻書，談古今，往往會癡坐到天亮；先生不以尊長自居，我也不覺得先生是長兩輩的親屬；所以現在在這裏寫他的回憶，也仿佛隻是一個後學小子，在對一位可敬可愛的老前輩，直抒著胸臆間不能自已的仰慕與追思，親屬的觀念，倒並不覺得十分濃厚似的。這，一半雖然也是由於我的不恭少敬的天性之所致，但是先生的道德文章，尤其是先生的偉大的人格風度的感化，想來還是更大的原因無疑。
十五年丙寅的秋季，在上海和因避亂而寄寓在法界的映霞認識以後，十六年春，為了政治及個人的關係，我不得不逃到杭州來小住。那時候，先生正在梅花碑的育嬰堂裏任董事。初次與先生見麵，是在育嬰堂的那一間會客室裏，記得是一天陰寒欲雨的早春天。
當時，我在經營的創造社出版部，因政治關係而入了停滯的狀態；對於前妻並子女的離異贍養等問題，又因現款無著，祖產未分，而處到了兩難之境；尤其是危急的一個生死關頭，是因為有幾位朋友的政見之故，我也受了當局的嫌疑，弄得行動居處，都失掉了自由。
在這一種四麵楚歌的處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時候，我的精神的萎頓，當然可以不必說起，就是身體，也舊疾複發，夜熱睡汗等症狀，色色俱全，痰裏頭更重見了點點的血絲。又因為在上海租界上亂避亂躲的結果，饑飽不勻，飲酒過度，膽裏起了異狀，膽汁溢滿全身，遍體隻是金黃的一層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飯也吃不進，走路也提不起腳跟來了。
先生一見，就殷殷以保修身體為勸，對於我與映霞的結合，也不持異議，但問祖產分後，讓給前妻，也夠得她們母子的衣食否？說到後來，先生還微歎著氣，笑念出了兩句“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的梅村的名句來。
這一年，先生已經有七十五歲了，圓頭大耳，麵色紅潤，肌肉也非常豐碩，說話的聲氣，沉著洪爽，而微笑起來，真有點像彌勒的塑像。
在杭州養病的中間，和先生談話的機會很多，自己的過去七十五年中間的悲歡起伏，在旁人是決不能忍受的打擊與被欺，先生談的時候，總不改他的微笑的態度，仿佛是在談利害與自己毫不相幹的事情。
先生是於舊曆九月二十八日寅時，生在寧波寧紹台道的官署裏的，那時候先生的父親六平公正在段鏡湖觀察的幕裏佐金穀。
“九月廿八，本來是財神的生日，像我這樣的一個窮措大，居然會和財神同一日生，你說可笑不可笑？”
先生每次談到他的生日，總忘不了對運命之神，作一段詼諧。聽他的口吻，看他的神氣，卻並不是在怨貧，倒是真正地在樂道。
七歲上，因六平公的出宰沙縣，先生也就上福建延平府下的這沙縣去讀書了。第二年庚申，鹹豐十年，再下一年辛酉，鹹豐十一年，杭州曾兩次陷入洪楊軍手，先生一家總算因宦遊在外，得免於驚恐。
先生的敏慧，自小就有名了。每談到十二歲時，就為寧德縣宰雲南湯四如先生所賞識，十六歲時，為徐壽蘅學使所拔擢，十九歲時補廩的種種過去，先生於破顏一笑之餘，總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兩句話來自嘲自慰；看他笑著說出這兩句結尾語的時候，我總要想起“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的那一首詩來，而為他悒鬱；但先生自己，卻說完就忘了似的，又去看他的書，喝他的酒，或睡他的覺，幹他的事去了。
廿一歲時，考試選拔，頭場取列，二場因母病不去，是先生一生功名潦倒的開始。其後十餘年中喪母喪父，托人經營的錢莊數家，同時破產；更因給嫁海寧查氏以四妹之故而傾家，甚至於弄得饣粥不繼，不得不依敷文，崇文，紫陽，詁經精舍，學海堂等五個書院的膏火收入以自活；你試想想，一個不更世事的宦家迂腐少年，同時遭遇著了這種種重大的打擊，誰能夠免得了不垂頭喪氣，從此一蹶不振，萎靡下去的呢？而先生，卻也不改他的常態，隻苦笑著說：“大約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我也！”當這時候的先生的這種曠達的風度，是適趙氏的先生的三妹，今年已達到了八十一歲的高齡的餐霞老人向我說的。先生是獨子，姊妹卻有四人，長適陳氏，早故。仲姊先亦適查，歿後又以四妹嫁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