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張的哲學》，為一長篇小說，敘述一班北平閑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個叫“老張”的故事為主，複以一對青年的戀愛問題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極有味，又加以著者諷刺的情調，輕鬆的文筆，使本書成為一本現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學者固宜一讀，即一般的人們亦宜換換口味，來閱看這本新鮮的作品。
《趙子曰》這部作品的描寫對象是學生的生活。以輕鬆微妙的文筆，寫北平學生生活，寫北平公寓生活，非常逼真而動人，把趙子曰等幾個人的個性活活的浮現在我們讀者的麵前。後半部卻入於嚴肅的敘述，不複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筆是同樣的活躍。且其以一個偉大的犧牲者的故事作結，很使我們有無窮的感喟。這部書使我們始而發笑，繼而感動，終於悲憤了。（十七年十月《時事新報》）這是商務印書館的廣告。雖然是廣告，說得很是切實，可作兩條短評看。從這裏知道這兩部書的特色是“諷刺的情調”和“輕鬆的文筆”。
諷刺小說，我們早就有了《儒林外史》，並不是“新鮮”的東西。《儒林外史》的諷刺，“戚而能諧，婉而多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二十三篇），以“含蓄蘊釀”為貴。後來所謂“譴責小說”，雖出於《儒林外史》，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這是諷刺的藝術的差異。前者本於自然的真實，而以精細的觀察與微妙的機智為用。後者是在觀察的事實上，加上一層誇飾，使事實失去原來的輪廓。這正和上海遊戲場裏的“哈哈鏡”一樣，人在鏡中看見扁而短或細而長的自己的影子，滿足了好奇心而暫時地愉快了。但隻是“暫時的”愉快罷了，不能深深地印入人心坎中。這種諷刺的手法與一般人小說的觀念是有聯帶關係的，從前人讀小說隻是消遣，作小說隻是遊戲。“譴責小說”與一切小說一樣，都是戲作。所謂“譴責”或諷刺，雖說是本於憤世嫉俗的心情，但就文論文，實在是嘲弄的喜劇味比哀矜的悲劇味多得多。這種小說總是雜集“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話柄”固人人所難免，但一人所行，決無全是“話柄”之理。如李伯元《官場現形記》，隻敘此種，仿佛書中人物隻有“話柄”而沒有別的生活一樣，而所敘又加增飾。這樣，便將書中人全寫成變態的了。《儒林外史》有時也不免如此，但就大體說，文筆較為平實和婉曲，與此固不能並論。小說既係戲作，由《儒林外史》變為“譴責小說”，卻也是自然的趨勢。至於不涉遊戲的嚴肅的諷刺，直到近來才有；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可為代表。這部書是類型的描寫；沈雁冰先生說得好：中國沒有這樣“一個”人，但這是一切中國人的“譜”（大意）。我們大家都分得阿Q的一部分。將阿Q當作“一個”人看，這部書確是誇飾，但將他當作我們國民性的化身看，便隻覺親切可味了。而文筆的嚴冷隱隱地蘊藏著哀矜的情調，那更是從前的諷刺或譴責小說所沒有。這是諷刺的態度的差異。
這兩部書裏的“諷刺的情調”是屬於那一種呢？這不是可以簡單回答的。《趙子曰》的廣告裏稱讚作者個性的描寫。不錯，兩部書裏各人的個性確很分明。在這一點上，它們是近於《儒林外史》的；因為《官場現形記》和《阿Q正傳》等都不描寫個性。但兩書中所描寫的個性，卻未必全能“逼真而動人”。
從文筆論，與其說近於《儒林外史》，還不如說近於“譴責小說”。即如兩位主人公，老張與趙子曰：老舍先生寫老張的“錢本位”的哲學，確乎是酣暢淋漓，闡揚盡致；但似乎將“錢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