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南北極》與《小彼得》，有些纏夾的感想，現在寫在這裏。
當年胡適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提倡白話文學，說文言是死的，白話是活的。什麼叫做“活的”？大家似乎全明白，可是誰怕也沒有仔細想過。是活在人人嘴上的？這種話現在雖已有人試記下來，可是不能通行；而且將來也不準能通行（後詳）。後來白話升了格叫做“國語”。國語據說就是“藍青官話”，一人一個說法，大致有一個不成文的譜。這可以說是相當的“活的”。但是寫在紙上的國語並非藍青官話；它有比較劃一的體裁，不能夠像藍青官話那樣隨隨便便。這種體裁是舊小說，文言，語錄夾雜在一塊兒。是在清末的小說家手裏寫定的。它比文言近於現在中國大部分人的口語，可是並非真正的口語，換句話說，這是不大活的。胡適之先生稱讚的《俠隱記》的文字和他自己的便都是如此。
周作人先生的“直譯”，實在創造了一種新白話，也可以說新文體。翻譯方麵學他的極多，像樣的卻極少；“直譯”到一點不能懂的有的是。其實這些隻能叫做“硬譯”“死譯”，不是“直譯”。寫作方麵周先生的新白話可大大地流行，所謂“歐化”的白話文的便是。這是在中文裏參進西文的語法；在相當的限度內，確能一新語言的麵目。流弊所至，寫出“三株們的紅們的牡丹花們”一類句子，那自然不行。這種新白話本來隻是白話“文”，不能上口說。流行既久，有些句法也就跑進口語裏，但不多。周先生自己的散文不用說用這種新白話寫；可是他不但歐化，還有點兒日化，像那些長長的軟軟的形容句子。學這種的人就幾乎沒有。因為歐化文的流行一半也靠著懂英文的多，容易得竅兒；懂日文的卻太少了。
創造社對於語言的努力，據成仿吾先生說，有三個方針：
“一、極力求合於文法；二、極力采用成語，增進語彙；三、試用複雜的構造。”（見《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他們雖說試用複雜的構造，卻並不大采用西文語法。增造語彙這一層做到了，白話文在他們手裏確是豐富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他們筆鋒上的情感，那像狂風驟雨的情感。我們的白話作品，不論老的新的，從沒有過這個。那正是“個性的發現”的時代，一般讀者，特別是青年們，正感著心中有苦說不出，念了他們的創作，愛好欲狂，他們的雖也還是白話文，可是比前一期的歐化文離口語要近些了；鬱達夫先生的尤其如此，所以仿效他的也最多。
陳西瀅先生的《閑話》平淡而冷靜，論事明澈，有點像報章文字。他的思想細密，所以顯得文字也好。他的近於口語的程度和適之先生的差不多。徐誌摩先生的詩和散文雖然繁密，“濃得化不開”，他卻有意做白話。他竭力在摹效北平的口吻，有時是成功的，如《誌摩的詩》中《太平景象》一詩。又如《一條金色的光痕》，摹效他家鄉硤石的口吻，也是成功的。他的好處在那股活勁兒。有意用一個地方的活語言來做詩做文，他算是我們第一個人；至於他的情思不能為一般民眾所了解，那是另一問題，姑且不論。
有一位署名“蜂子”的先生寫過些真正的白話詩，登在前幾年的《大公報》上。他將這些詩叫做“民間寫真”，寫的大概是農村腐敗的情形和被壓迫的老百姓。用的是幹脆的北平話，押韻非常自然。可惜隻登了沒有幾首，所以極少注意的人。李健吾先生的《一個兵和他的老婆》（現收入《壇子》
中）是一個理想的故事，可是生動極了。全篇是一個兵的自述，用的也是北平話，充分地表現著喜劇的氣分，徐誌摩先生的《太平景象》等詩乃至蜂子先生的“民間寫真”都還隻是小規模，他的可是整本兒。他將國語語助字全改作北平語語助字，話便容易活起來。我們知道國語語助字有些已經差不多光剩了一種形式，隻能上紙，不能上口了。
趙元任先生改譯的《最後五分鍾》劇本，用的是道地北平語，語助字滿都仔仔細細改了，一字一句都能上口說。這才真是白話。不過他的用意在研究北平的語助辭，在打一個戲譜，不在創造一種新文體。那個怕也不會成為一種新文體；因為有些分別太細微了，太瑣碎了，看起來作起來都不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