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母親本能地牽著我往身後的山上跑，我們一路提著的箱子、背包都丟了。隻見到無數的箱子從山上滾下來，同樣滾下來的還有一個個被機關槍打中的人。
跑到山頂上，我們母子便在一棵樹下用布遮住藏身。那一天夜裏，我們不敢下山，不敢走動，不敢出聲，隻能任憑雨水衝刷，模糊了視線，忍住眼淚，堅持下去。
到了清晨5、6點鍾的時候，天快亮了。我們一夜都在靜靜地等待，等待這些騎兵離開。最後我們從山的背麵悄悄下山，準備往貴陽方向繼續行走。
這一走便走了3天3夜，途中遇到當地的難民。自衡陽淪陷後，湖南人也紛紛向廣西逃難，廣西吃緊，湖南人加上廣西人又向貴州遷移。獨山等地淪陷，又加入了貴州難民向貴陽湧進。因此黔桂公路上，600裏間人如潮滾，晝夜不息。又值隆冬陰雨，有時下雪結冰，三步兩跌，路窄難行。
沿途鄉村城市居民皆已逃空，肚饑無食，口渴無水，饑餓倒斃者隨處都是。日軍西侵湘、桂後，各省流入難民在百萬以上，除公路擁擠不能通行外，兩旁坡頭小路上人群絡繹不絕，四處都是人山人海人潮。路上經常還有謠言，說是日軍已近某地某處，於是隨時都會發生混亂，互相蹂踏，一家骨肉被衝散。每到城鎮，沿街就聽到有人呼兒喚女，喊爹叫娘，無論晝夜都能聽到這種淒慘的聲音。
一路上，我們被其他難民和土匪搶劫，最後，母親隻剩下了一件衣服，我也隻有一條短褲在身。在行走途中，我們在路上撿到了一隻破的鋁製臉盆，餓了就跟農民要一點米，用稻田旁邊溝裏的水煮來吃。
回憶那段經曆，讓人難以忘懷的是：當時隻要槍聲響起，人人都以為是日軍追來，紛紛棄物逃命，衣物行李遍布路間。一家骨肉分離四散，早晨還是老幼團聚，晚上就變成形單影隻。
最是夜闌人靜後，一天烽火憶當時
經過長途跋涉，我們終於到了貴陽圖雲關的難民收容所。用難民證做了登記之後，我和母親被送到了合群小學。
到了那裏，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捆稻草，鋪在地上就是床了。當時的生活是早上一頓稀飯，晚上一頓幹飯，維持了一個多禮拜。
之後時局稍微穩定一些後，母親就在一個商車老板家做傭人，而我就去小關買柴火，再挑到貴陽來賣，幫助維持我們的生活。商車老板姓汪，後來介紹我到省體委的一個籃球教授家做學徒，但並不是讓我去學技術做工人，而是讓我睡在車底下防止有人偷車。看了半年多的車後，汪老板又介紹我到王恩權（音）處學修車，最後到了他舅子家跟車當助手。
一年半之後，貴陽解放。我考取了駕駛執照，在汽車交通202聯運社做起了駕駛員。1950年底，聯運社成立工會，在第一批11個工會委員中我是最年輕的，當時隻有15歲。工會本來要我做財務，但因為在動亂時期根本沒有辦法接受教育，我的文化功底不夠，後來由工會推薦我到學校學會計。畢業之後，團市工委把我調到團市委當幹部。
在舊社會，工人是身不由己的，生活十分困難，生病沒法醫。我家一家6口人，從南京逃難到貴陽就隻剩我和母親兩個人。當年的6張難民證上清清楚楚寫著我們一家6口：王瑞慶、王淩氏、王阿利、王興弟、王杏美、王福興。
母親去世時享年88歲。時至今日，我也是年過八旬的老人。難民證隻能作為回首往事的物件，當年的經曆浮現在腦海中時，這一段段曆史、這一件件憑證，見證了家庭的破碎，承載著痛苦悲傷的回憶。
如今回憶起來，當時我們都隻是一群難民，其中並沒有軍隊或者軍人，而日本軍人卻對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人進行掃射，這一點讓我至今無法釋懷。縱觀曆史，日本侵略中國始於1874年5月；日本屠殺我國人民始於1894年11月攻占旅順時。其後每次侵略我國，都采取滅絕種族的大屠殺手段。南京大屠殺更是舉世震驚，軍民被殺害多達30萬餘人。
這些血的教訓，是子孫後代永不能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