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成了小孩
深情淺露
作者：周雲蓬
我的爸爸不是那誰誰，不然，我會大吼一聲，報出他的名字，保準把厄運嚇得一溜跟頭地跑到別人那裏去。
在鐵西區小五路的某間平房裏，我爸爸趴在炕頭哭，我媽媽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兒，他說，去你媽媽那兒，我爬到媽媽那兒，她說，到你爸爸那兒去。這個場景定格在我人生的開始，大概那天醫生確診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導致終生失明。後來，媽媽帶我千山萬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裏上班加班，維持生計。我們經常會在異鄉的醫院裏，或者某鄉村旅館裏，接到來自沈陽的爸爸的彙款，還有搜羅來的寶貴的全國糧票。藥沒少吃，路沒少走，最後回到家，眼睛的視力終於還是徹底消失了。
記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鄭重地談話，也仿佛是對著我的未來談話：兒子，爸爸媽媽盡力了，治病的錢摞起來，比你還高，長大了，別怨父母。我有點手足無措，想客氣兩句，又有點心酸。
我爸爸叫周叢吉，老家在遼寧營口大石橋。上世紀60年代大饑荒時，跑到沈陽，當工人。他是個挺聰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許晚生幾十年，也能搞點藝術什麼的。
他愛養花，我們家門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弄了好多花花草草。上世紀70年代末，電視機像個飛碟似的，降臨在我們貧瘠的生活中。先是鄰居買了一台黑白電視，我們整個向陽大院的孩子們都炸了鍋。每天，流著口水，盯著人家的窗戶。接著排著隊，幫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來的人》或者《加裏森敢死隊》。這時我爸爸，閃亮登場了。他騎上自行車，到沈陽的大西門電子零件市場，買線路板、圖紙，埋頭鑽研，終於有一天，咣地一聲，我家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極管二極管，亂七八糟的線路，亮出了雪花飛舞的畫麵，穿西裝的念新聞的主持人，在雪花裏扭來扭去，我們家有電視了，九英寸，是我爸爸裝的，太驕傲了。
在工廠裏，他也是把好手，車鉗銑刨各種工種全能拿得起。後來他被評定為八級工，大概相當於高級技術工人的職稱了。可是，我越來越不喜歡這樣的爸爸，以及工廠的噪聲和冶煉廠的黑煙。那時，我開始讀泰戈爾了，什麼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窗前。我們家門口，隻有一個下水道，再向前是個臭垃圾箱，緊接著還是個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會見他的同事，講車床、鋼管、抽煙、喝酒，媽媽在外屋地(東北方言，對門廳兼廚房的稱呼)炒花生米。我們要等著他們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階級的爸爸一樣，讓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價值的體現。比方我們在唱歌，這時他回來了，吆喝一聲，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個。
所以，每個人的叛逆，都是從反抗爸爸們開始的。
我很記恨他還打過我。有一次，我從外麵回來，一下子把蓋簾裏剛包好的餃子踢翻了，我爸爸上來就給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為眼睛看不清楚，就為了一點餃子。爸爸也很反對我讀書，有一回，媽媽帶我去書店，買了將近20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後，爸爸很不高興，說花了這麼多錢，這個月你的夥食費可快沒了。有時候，我會偷偷設想，如果生活裏隻有媽媽，沒有爸爸，那該多麼愉快。
不滿的情緒，和身板一樣在長大。戰爭終究無可回避地爆發了。
在我16歲的時候，我已經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親戚來家，帶了一瓶西鳳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內火外火交相輝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來，他也有點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腦門上一頓痛打，用鞋底子打兒子，那是很有儀式感的老理兒呀。
我是新仇舊恨湧上心頭，加上酒勁兒，衝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衝。好幾個人攔著把我拖出門，據當事人跟我講，我一路喊著，我要殺了你。嗷嗷的，街坊鄰居都聽見了,真是大逆不道。後來，我爸爸問我媽，兒子怎麼這樣恨我，到底為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