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
一麵是——
一尺布，尚可縫；
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麵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麵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麼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ｒｏａｔｉａ)，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