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人”逼近後的奇想
延河講壇
作者：王迅
王迅，文學碩士，評論家，《廣西文學》編輯。現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主攻中國當代小說形勢研究。主持或參與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廣西社科等學術研究項目多次，學術雜誌《中國女性文化》“男評論家眼中的女性文學”欄目主持人。在《文藝爭鳴》《中國女性文化》《創作與評論》《南方文壇》《文藝報》《中國藝術報》《人民日報》等刊發表論文近60篇，獲第八、九屆廣西文藝評論獎，出版《當代廣西小說十家論》《廣西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合著）。
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先鋒小說”的開創者，馬原封筆二十年後帶著他的新長篇《牛鬼蛇神》再次走進我們視野。十年前他曾斷言：小說已死。在這個背景下來看馬原頗具戲劇性的複出，確實有些耐人尋味。這部小說在《收獲》雜誌發表後，便在文學界引起廣泛熱議。在市場經濟掛帥的今天，這樣的文學盛況已經不多見了。初看起來，這種文學的回光返照，更多還是來自馬原那帶有傳奇色彩的前小說家身份。這個身份相當特殊，它發軔於那個令無數作家緬懷的文學時代，因而在今天看來也更顯神聖和榮耀。可以說，馬原的歸來，還是在眾多文學從業者心中再次點燃了文學的聖火，也讓讀者有理由重溫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鏡像。這個前奏給《牛鬼蛇神》這部小說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但無論怎樣，馬原為何要寫這部小說？他還是那個二十多年前“寫小說的漢人”嗎？這部作品是否有可能或者在哪些層麵超越了馬原前期的創作？這可能是眾多研究者最關心的話題。筆者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從精神蘊涵和藝術形式兩個角度來觀照這部小說，試圖闡述馬原及其寫作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美學意義。
考察馬原前期的創作，我們發現，他的小說很難說表達了某個具體的主題，或者說，要厘清他要表達的思想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工作。當時馬原致力於小說形式的探索，在敘事中盡力突顯敘述的在場意識。小說的敘事者不遺餘力地強調如何“講”故事，而故事反而被淹沒在敘述的海洋。敘述對故事的壓抑所導致的結果是故事意義的模糊化和邊緣化。美學形式上的追新求異，讓馬原在更多意義上扮演的是一個敘事革命的先驅角色。與“五四”文學革命相比，馬原很大程度上充當了陳獨秀的角色。當年馬原的意義在於那種摧枯拉朽的魄力，而在其影響下冒出的先鋒作家餘華、格非、蘇童等輩則如魯迅和胡適，顯得理性和實際得多。這個意義上，馬原可稱得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二次革命”的先行者。如今，他以新的文學實踐，似乎要向我們宣告：小說複活了。而這種複活，更多的是故事在小說中的起死回生的隱喻，因為馬原開始意識到故事本身的重要性。在《牛鬼蛇神》的敘事中，北京、海南、西藏等幾個場域拚合在文本中，故事在小說中並不顯得支離破碎，而是由兩個主要人物（大元和李德勝）45年的友情銜接起來。馬原的意圖很明顯，他試圖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構築文學敘事的整體性。當然，這種結構保證了故事在敘述的壓抑中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同時也使小說表達的主題相對清晰起來。
從小說的標題來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文革”。《牛鬼蛇神》自然屬於“文革”敘事的範疇，但這個猜想很快就會在閱讀中被否定。盡管作者確實描寫了批鬥“牛鬼蛇神”的場麵，但隻要稍作分析就會發現，這個場麵在小說中隻是作為事實被呈現出現來，並不包含作者任何的文學想象。對“文革”的曆史回溯和反思，顯然不屬於馬原的敘事範疇。應該說，從第一部實驗色彩濃厚的小說《拉薩河女神》的創作伊始，馬原就給自己的寫作設定了敘事主題的大體框架。馬原小說的主題表現出偏離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範疇的取向，因為他更願意思考生命、時間等具有永恒價值的命題。比如，同樣是知青題材的小說，相較而言，葉辛、梁曉聲的知青敘事主要承擔批判社會和反思曆史的功能，而馬原的長篇小說《上下都很平坦》則把視點直接對準生命個體，講述的完全是個人化的故事，而不是對曆史的回望和反思。因此從曆史、社會、政治等層麵來解讀馬原小說是徒勞的。這個意義上，馬原更像一個哲人，他沒有參與曆史的衝動，而隻有建構寓言的企圖。顯見的是，《牛鬼蛇神》既沒有呈現某一時代忠實的曆史畫卷，也沒有提供對其社會結構的分析批評，而是以整個宇宙史和人類史的宏大視野，從“人”與“神”、“人”與“鬼”的因緣際會去探察人的某種本質性存在。
從整個人類發展史來看，科學的發展使人類逐漸脫離野蠻和愚昧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說，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使人類向文明社會邁進一大步。但另一方麵，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給人類生存造成不少潛在威脅和隱患。鑒於此，馬原更願意相信事實，堅守常識，而對科學的貿然發展則持疑懼的態度。對現代科技負麵效應斷然拒絕的立場，某種程度上昭示出作者內心的某種返古情懷。但馬原的“返古”不是回到古代，也不是簡單反對現代文明，而是借助“人”與“神”的碰撞，讓生命獲得一種神性的提升。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小說與安德烈·紀德的《窄門》在主題表現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二十多年過去，馬原還是那樣的極端，他竟然用自己的身體去捍衛那份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操守——明知身患絕症，卻不願接受現代醫療，而是讓自身返歸自然，邁向神界。在當今社會，這顯然需要不小的勇氣。這樣的生命姿態在當代文學界可謂絕無僅有。所以，我並不認同某些評論者所謂“馬原老矣”的論調[1]，馬原依然是馬原，而他骨子裏所潛藏的那股子先鋒精神猶在，而這種精神才是我們識別馬原的根本標誌。我認為，《牛鬼蛇神》這樣一部曠世奇書之所以在這樣的時刻誕生，很大程度上在於創作主體生命意識的嬗變，而這種精神的覺悟，當然屬於身體狀況的突變所帶來的副產品。馬原說：“生病以後對世界、對生命、對活著有了生病前完全不同的感受，原來生病以前會覺得生命幾乎是無限的，盡管有一個黑衣人在前麵等你（每個人都難逃一死），但是總覺得死亡特別抽象，仿佛虛無縹緲。當你重病纏身的時候，會發現，死亡近了，我想，當人麵對黑衣人的時候，心態會有所變化。”[2]在我看來，這種生死觀的變化，正是催生馬原創作欲望的精神土壤。
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來自天南海北的兩個少年，通過他們長達45年的交往，傳達出作者對生命、命運、人與自然、人與自我等諸多嚴肅命題的思考。1966年9月，十三歲的沈陽紅小兵大元才剛剛小學畢業，少年的好奇心讓他瞞著家人，搭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此時大元所處的人生端口，正如馬原一部中篇的標題：零公裏處。以此為界碑，大元暫時作別了平淡的學生時代。接著的北京之旅使他遭遇到巨大的人生轉折。北京的誘惑究竟在哪裏？其實很簡單，因為在他看來，那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有神之境，而此時，那個令全國上下無比崇拜的精神偶像在召喚他。這個意義上，大元在大串聯的背景下前往北京的行動，就等同於一次虔誠的朝聖之旅。而我之所以說，大元處在人生的“零公裏處”，更重要的理由是他與另一個少年李德勝的相遇。李德勝年長大元四歲，正處於青春闖蕩的年齡。而就是這個趁大串聯一切免費的好時機漫遊全國的海南山民，幾乎牽扯到大元日後的整個生活。在前往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接見的行動中，因為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鄉/城，南/北），他們隻有結伴而行，才能滿足彼此麵對陌生環境的心理需要。兩個少年的紅衛兵之旅有如一部《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漂浮、不確定，又充滿生命力的焦躁和悸動。有意思的是，當時北京串聯學生有三百萬，兩個男孩在慌亂中失散後卻又奇跡般重逢。更奇妙的是，這種少年情義竟然延伸到他們日後的整個人生中，這其中，不能不說存在某種神秘的機緣在作祟。可見，馬原對人物關係的把握，正是從這種神秘性開始的。這兩個少年的命運形態，讓我想起餘華長篇小說《兄弟》中的李光頭和宋鋼。從作家對人物關係的認知角度來看，同樣是寫兩個少年（李光頭和宋鋼），他們與大元和李德勝一樣，也在同樣的文化背景中獲得人生啟蒙，而餘華的人物在滑稽的表演中表現出低級和卑瑣的心理品質，因為在敘事中，作家的思維被一種悖謬的社會意識所劫持。在《兄弟》中，餘華對意識形態和曆史的關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就使《兄弟》中的李光頭和宋鋼的生命以扭曲的曆史化悲劇形態呈現出來。相比之下，從整個生命曆程來看，我認為《牛鬼蛇神》的藝術架構更為大氣，人物形象也更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因為馬原有他獨特的審美觀，他說：“我這本書裏，沒有任何情欲、複仇、時尚之類的元素，小說的人物關係基本沒有對手戲，也就是說，是很平淡的。”[3]在這部小說中，馬原表現出獨立超然的審美識見，他盡力讓自己的人物擺脫“情欲”、“複仇”等時尚元素，擯棄任何的流行價值觀，與走市場的暢銷小說路子劃清界限。基於這種認識，他更願意賦予人物以靈異性和神秘性（注：李德勝生肖屬牛，頗多鬼氣，故稱“牛鬼”；大元屬蛇，生活在佛教聖地，離神近，故稱“蛇神”），讓兩個獨立的生命在充滿偶然性的人生際遇中碰出思想的火花。而這些思想的火花，又是在人物的世俗日常與神性生活的交織中閃現的。
如果要說出這部小說最讓人驚異的地方，那無疑是它對人類終極命題不屈不撓的拷問。馬原是個尖銳的人，他對人類所麵臨的諸多難題表現出強烈的追問意識，而把這種追問化作敘述，就直接導致了文本形而上的思辨特征。應該說，這種敘事特征根源於馬原勤於思辯的審美習慣，他對玄學、形而上的思考、巫術之類的問題甚感興趣。在這部小說中，他想把自己切身經驗過的所有神跡神奇打入敘事，在他看來，這種寫作是離上帝最近的寫作。[4]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原的寫作實際上成為通向神境的文學實踐。馬原把世界分為可以解析的部分和不可解析的部分。[5]而他把寫作的價值定位在解析世界上不可解析的那部分，一直以來，這也正是他小說藝術魅力的主要來源。他曾坦言：“我的這部《牛鬼蛇神》歸根結底都是圍繞著三樣東西——神、神跡、神奇。這也是我自己認為在小說中最難展現的部分。事實上，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幸運可以遇到神。人與神相遇的幾率少之又少、低之又低。我就是要把自己這一生中與神相遇的時刻集合在一起，展示出這種奇特的神跡和神奇。”[6]從文本來看，有關神、神跡、神奇的細節幾乎充斥在所有細節中，而這些鮮活結實的細節也正是作者與“神”相遇的時刻。
事實上，在小說的開頭，兩個少年對被毛主席接見場麵的懷想，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通向神界的心跡的表征。以此為起點，人物神性特質漸次展開，同時也為少年情義深化提供契機。北京分別後，李德勝一直堅守在海南深山老林，與五毒生靈同呼吸共命運，同時也飽嚐人世的悲苦滄桑。很多細節表明，由於長期生活在中國最南端熱帶原始雨林，李德勝顯然已不屬於常人類型。他能感受萬物生靈的生活習性，並與各類生靈相依為伴，達成默契。盡管對李德勝來說，這不過是出於醫藥從業者的本能行為所致，但在生活於都市的大元及其朋友看來卻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裏有必要交代一個背景，在很長一段時間，大元對這些信息的獲取，是通過他與李德勝的書信往來的方式實現的。十七年後，大元對海南吊羅山李德勝的探訪，就是為了驗證那些令人疑慮叢生的神奇事件。李德勝一生從事過多個行業，皆為技術活。從事這樣的技術活，獨立作業，本來與世無爭，卻每次都被迫改行，而每次改行似乎就與鬼蜮世界靠近一步。為死人做紙工禮品成為李德勝的最後選擇，這使他充當了死者與生者關係維係的中介者。在生活中，他還扮演著巫師或準巫師的角色，比如，鬼神托夢於他，使他對瘟疫的預測準確無誤。當然，李德勝也是一個在人間與鬼界暢行無阻的半仙，他能化紙為灰，為病者驅鬼。更重要的是，李德勝的非人化還表現在他參悟玄機的思維能力。比如，身在海南的他卻輕易就能走進遠在西藏的瓊布的故事，而且不假思索地道出其中的核心機密。從馬原思想實際來看，李德勝的這種返古傾向及其神性人格特質，顯然是作家本人精神追求的體現。關於人類與神界的關係，小說在拉薩卷有很多細節呈現。比如，天葬的場麵，車水馬龍的八角街，充滿了神秘性和傳奇性。如果說在海南吊羅山探訪的大元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講述他與神跡的相遇，那麼，在拉薩，大元的敘述者身份則轉換成一個導遊，他帶領李德勝和初戀女友林棋在這片神秘的佛教聖地四處瀏覽，目睹了不少神奇古怪而不可解析的事件。如果說關於海南的描述偏於陰暗和苦難，那麼，拉薩的天空則更燦爛，更易於享樂。有意思的是，作者把一身鬼氣的李德勝放在這樣的環境中去表現，照見了由地理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天生的自卑感。因為如果有來世，李德勝們則要被打發到陰曹地府，而與天堂的美好無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