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人批評的底色
書屋品茗
作者：馬永安
擺在麵前的是一本饒有趣味的文學研究論著。說它饒有趣味，是因為作者的切入點頗為獨特，他拋開了我們常見的文本研究或背景研究而另辟蹊徑，從現代文人們相互關係的視角，通過“唱和”與“辯駁”兩個角度去“知人論世”，展示出了一幅熟悉卻又頗為新奇的中國現代文學景觀。它就是耿寶強所著的《中國現代文人的唱和與辯駁》。
全書從胡適與陳獨秀開啟新文學革命之門入手，梳理了錢玄同與劉半農、胡適與李大釗、魯迅與周作人、徐誌摩與林徽因等十二個“唱和”事例；又從胡適與梅光迪關於白話新詩的爭論開始，還原了周作人與陳獨秀、鬱達夫與胡適、徐誌摩與章士釗、魯迅與施蟄存、朱光潛與巴金等十二個“辯駁”現場，把現代文學的發展置於這樣一種關係互動的氛圍之下，並且通過背景的交代、細節的研究以及思想觀念的推斷，形成了一部全新視角的現代文學史。
之所以稱之為“現代文學史”，是因為作者沒有簡單地八卦式圖解“唱和”與“辯駁”，而是在做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思考之後，以一種虔誠的姿態，在大量的研究資料支撐下剖析這些關係下所誕生的思想和文本，按時間順序選取的事例本身都圍繞一個核心事件、思想或作品，事例之間既自成係統又相互關聯，並向與之有關的作家作品延伸擴展，從而以與過去的研究迥異的角度，細節綴連、見微知著地觀照這一段文學的曆史。
最為重要的，應當是本書中對“人格”的關注。既然所有的線索都建立在文人的互動關係之上，那就需要剖開表麵的文字呼應與交鋒，找到他們內心深處的性格特性、觀念和動機。關於胡適與陳獨秀的“唱和”，作者在列舉了各種表麵化的觀點之後指出：“其實，是他們人格上有較為一致的地方”，並以1925年胡適給陳獨秀的一封信中，對自由態度的認同加以佐證。而在傅雷與張愛玲的“辯駁”中，作者將傅雷對張愛玲的嚴厲批評，在歸結為“人生觀”相異的同時，更為深入地分析了傅雷這種“嚴厲”的真正來由。“由開始對張愛玲文字的欣喜關注，漸而轉到了唯恐她會俗套成局的隱憂”，“在寫《論張愛玲的小說》的案頭，鋪紙落筆時分，傅雷就把張愛玲看作了自己的孩子。以傅雷對自己孩子教育的嚴格來說，他實在是愛之彌深，責之彌切”，充滿愛心的為人，是可以得到人世間最明白無誤的解讀的。張愛玲有生之年，如果讀到過《傅雷家書》，領略了慈父嚴教的種種場景，不僅不會再感到絲毫委屈，應該還會感到些溫暖的慶幸了”。於是，當年在外人看來那一場劍拔弩張的論戰，從人格的角度分析過後，居然成為了一種誤解。當然，作者從傅雷的性格、為人、教子方式以及寫作文章時的表現等多個方麵大跨度地找到了大量符合邏輯的證據，毫不牽強，可見其研究的深入性和係統性。
正是諸如此類的解讀，讓我們感知到現代文學史上那些令人高山仰止巨匠們獨特的人格魅力。他們堅持著自己的信仰和文學觀念，以一種毫不妥協的獨立精神麵對那個中西古今撞擊融合、社會動蕩思想紛繁的時代，對認同者傾力“唱和”，對異見者大膽“辯駁”，將感情與觀點完全剝離，磊落坦蕩，毫無保留，形成了一種雖波濤洶湧但清澈見底的良好的論爭氛圍。
他在題為“聆聽先賢絕響重建和諧生態”的前言中坦陳了自己寫作本書的初衷：麵對當今時代“亂象紛呈”的文學批評現狀，期望以“閃爍著人類理性和智慧光芒”的現代文人特別是“五四”文人“限定在學術範圍”、“胸懷坦蕩”、“拋棄任何世俗功利與個人恩怨”的傳統，給今人以警示和借鑒，重新建立和諧的文學批評生態。
反觀論著中的大師們，我們不能不羞愧汗顏。巴金的“愛情三部曲”麵世後，李健吾出於對巴金給予他欣賞和照顧的感激，提筆進行評論。但是，“他那耿直的秉性、坦蕩的胸懷，自認為超卓的見解，不允許他有任何的偏私。感情歸感情，批評自有它獨立的尊嚴”。他在讚賞了巴金作品中的“熱情”之後，對其語言做了毫不客氣的批評。而巴金立即以書信形式作答，李健吾繼續做出寸步不讓的回應。兩人在報紙上你來我往，鋒芒畢露。但是，兩人並沒有因此而撕破臉皮，反而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一位坦蕩的作家與一位坦蕩的批評家的深厚友誼保持終生，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耿寶強：《中國現代文人的唱和與辯駁》，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